姚治才开始疯狂地收集资料，买回不少精神病学方面的书籍，时常拿出来研究，他还假扮患者在网上寻求咨询，逐渐加深对这个群体的了解。时间久了，一个计划在他脑子里逐渐成形。他迫不及待地决定“下手”。
我实事求是地说：“以你的身体状况，是无法胜任目前的岗位的，你知道的，很辛苦。”
“诶，我朋友圈也有这个人，我还纳闷我是怎么加上这人的呢，不过，看看也挺有意思的。”
再听到阿芳的消息时，已是秋天。听说她和老冯放弃进厂了，转而接一些外发手工活来做。
跟我住同一间的是大刘和笑笑，他们都不是油田子女，大刘家里还有2个弟弟，笑笑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她们当年上石油大学，完全是听说这个行业挣钱多，想贴补家里。
调查时记者还注意到，这些针孔摄像机和窃听设备，在线上同样是热销产品。甚至有人利用微信在朋友圈公然售卖品类繁多的针孔摄像机。一款针孔摄像机，伪装成信号放大器，它有超小镜头，支持4k高清视频录制。
舞毕，邓虹眼眶微热，说：“我去伙房要顿加餐，晚上聚聚，明天你们就要下分到各个监区了，今天吃顿好点的。”
“诶，我朋友圈也有这个人，我还纳闷我是怎么加上这人的呢，不过，看看也挺有意思的。”
显然，覃小娥要的不只是情感障碍科出具的这一纸诊断书，她还需要在打官司时具有法律效力的精神鉴定报告。不过几日，她便拿着法院盖章的文件找到我们。半个多月后，覃小娥来拿了报告，报告内容我们须严格保密，关于案情，也不在我们职业范围内，所以我们也没有和她深聊。
那之后我时常想，如果那天我没有跟着妈，她会不会就把纸箱带回家、我家是不是也可以吃上一顿鲅鱼饺子了？为此，我后来总是一个人偷偷地穿梭在漆黑的冬夜里，寄希望于可以再次捡到一个从楼上掉落而不为人知的箱子。
“你一辈子都在跟油田较劲儿，好不容易熬成正式工，可现在正式工也不值钱了。就油田发的那3000块钱工资，够干什么？你为啥还非要让我回去！”
酒足饭饱后，胖子他爹问我想去哪个单位，我赶紧表示我想去研究型单位。胖子他爹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难办啊文州，你学历太低了，这几大院都不要本科生。”
看着天气app上显示的气温数据，站在室外的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数字好像不太准。如果想在数据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还原个人在不同地方对热的感受，综合考虑湿度、风速影响的“室外体感温度”[1] 会是比“气温”更适合的指标。
那之后，没了手机的小静会借用同学的手机登录账号。只是一进“新人快速成长群”，不是看见有些跟自己一起进群的“代理”已经加满人，开始做活动、卖货了，就是看见另外几个“代理”已经开始收徒弟了。木木还告诉这些“代理”们可以直接复制她的那些收款截图发朋友圈，“增进信任”。
她出去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在医院门口，她还是蹲了下来，忍不住嚎啕大哭。过了几天，施主任告诉我，覃小娥应该很快就能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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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的都市年轻人只能靠手机解压，打打游戏，看看视频，一不小心又过了该睡觉的时间，影响睡眠。
在这份「脑组织微波吸收」的图表上可以看到，随着无线电波频率的增高，大脑所吸收的辐射剂量会逐渐上升，其中 bill curry 博士还专门标注了手机、电视、收音机等设备的无线频率范围。
“是。主动制造工伤，换取大额赔偿。”姑娘见他俩急得满头大汗，阿芳更是两脚发软，摇摇欲倒，生怕他们在厂门口出个好歹，便多解释了几句：“你老公虽然没有，但难保他以后不会有。像你们这样尝到甜头的人，有一就有二，你身体不行了，他就上了。”
与老雷分手后，张姐、郭姐纷纷夸赞老雷这人不错，让洪霞抓住机会：
白狐狸问女毒贩的爸妈呢，老人指着香案前的一张黑白遗像——那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说她爸死的早，她妈嫁出去了。
洪霞没有怨言——1辆电动车，折腾几趟都值，等上两天也没关系。她决定中午就在附近吃点饭，下午再逛一会儿，领了电动车就打开手机导航骑着回家，连地铁票都省了。
随后，他对着我们，神情无比狰狞地说：“干脆，就让她成个疯子，一辈子住在精神病院里！”
谢天意上大学两年后的一个暑假的周日下午，一个约莫20岁左右的姑娘走进了天意家的小院。姑娘身材修长，明眸皓齿，长眉入鬓，只是腿脚好像有些毛病，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她说是天意大舅家的女儿，刚好路过小城，就特意来拜见多年未见的姑姑和姑夫，也想认认表姐和表弟。
郭爱美的母亲住在市南郊的精神病院，属于长期疗养型病人，每月需家属自费600元。郭爱美父亲一直在外躲债，这块费用一直由郭爱美的外公外婆承担。两个老人恨郭爱美不争气，索性也把女儿的疗养费也断了。郭爱美被医院催得紧，就偷了白狐狸的钱帮母亲交了两年的费用，还剩几千块钱，她没敢动，藏在电动车坐垫下面的电池箱里。
覃小娥故意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哀怨地挽着姚治才的手说：“求求你了老公，跟我回去吧，别在街上这样了。”
望着会场里开始向外涌出的人流，我问道：“胖子，你觉得油田还能坚持多久？”
说到这里，姚治才表情突变，突然恶狠狠地说：“只是没想到，她是这个样子，控制欲这么强！”
白狐狸原名叫高月香，1989年生，16岁便在农村老家生了孩子，因和婆家闹矛盾，20岁独自进城务工，在网吧当收银。工作小半年后，交了个大她20岁的情人，男人一头卷毛、戴着眼镜，每次来上机都捎奶茶给她，“虽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但难得有人长期这么做，老家那位还从没给过我一张好脸”。
要不是房东被门口堆积如山的便当盒和冒蛆的厕用垃圾袋吓到，白狐狸自己都不知道要这么半推半就地在那台电脑前“工作”到什么时候。
覃小娥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次次都不明就里地任由姚治才拉回家。长期服药让她完全无法集中精神仔细思考，开始逐渐相信姚治才所说的：他们得罪了人，有人要害他们。
在我5岁那年的一个冬夜，我妈带着非要跟着她加班的我，从职工大院里捡到了一个跌落在雪地里的纸箱，里面装着冻鲅鱼和猪腿。此时，楼上各家的厨房外，只有3楼的窗户上没有挂着纸箱。我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抱着箱子就上楼了。
沉默良久，天台上突然传来会场里讲演者高昂的一声“我无悔于今日的选择！”我和胖子一下笑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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