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主任查完房，把曾春花的家属叫到了办公室，向他们交待了一下病人的病情以及后续的治疗。来办公室的是曾春花的丈夫和她的母亲，从他们口中得知，曾春花怀孕期间没有做过正常的孕检——他们觉得女人怀孕生孩子是最平常的事，这一胎也会像前两胎一样，到日子剖出来就行了，根本没有想到再去医院检查。所以7个月的时间里，曾春花只做过两次彩超。
见姜涛这么说，姜艳一下哭了起来，说哥哥“胳膊肘往外拐”。姜涛后来又劝了几句，看没效果，便叹了口气，自行离开了。
等装修全部完成，等设备和物料到位前，两人才对了一下账，发现债务金额超过20万——也就是说，这个奶茶店花费已超40万，远高于他们的预估。
）帮着你。我每天给你们洗衣做饭，你还不上劲干。一家几口人，地不种，生意也不好好做，指望啥吃！”
“离婚”其实很早就被两人挂在嘴边了。十几年前的一个深夜，姜涛接到妹妹的电话，说跟刘平过不下去了，要离婚。姜涛急匆匆赶到妹妹家里，了解情况后才得知，两人竟是为了当时刘进作业中的一道初中数学题产生了矛盾。
我们到奶茶店时，店里除了两个打工的大学生，还有几个朋友正坐着聊天。梁子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之后便直勾勾地盯着手机再没言语。原本正和大乐聊天的几个人似乎闻到了火药味，也都安静了下来。
“还要我怎么帮你？以前哪一次没帮你？不都是白扔钱？”我怒不可遏。
按照约定，他们几个兄弟要按星期轮流照顾母亲。舒满胜不打算放弃这个义务，他觉得等自己到了北京后，也会每个月回家一次。按他的想法，这并不会跟“再不回家”的气话矛盾：“这边没有我的家了，我不是回来，只是过来办事而已。”
他唯一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五六个和他一起光屁股长大的伙伴。他讲得明明白白，按出的钱分股，多出多占，少出少占。又说本地最大的自媒体老板是他的客户，开业就找他们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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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三哥自杀归因于他的三嫂：“老三和神经病过生活，他媳妇有严重心理障碍，还遗传孩子，老是不耐烦，和你吵架，把自己情绪强加在别人头上，在外说你的坏话。”
思考再三，我还是拒绝了梁子，其余几个人也都没了热情。到最后，只有大乐决定和梁子一起创造他们的“商业帝国”。
窗外起风了，从科里的窗户往下看，医院四周种植的海棠花上周还开得正繁盛，现在也七零八落地凋谢了，花瓣纷纷扬扬，随风飘舞，不知道飘向哪儿去了。
第二个姑娘与刘进见过一面，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异常。姜艳很高兴，以为这件事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了，但没想到，刘平得知后却强烈反对，不但找机会给姑娘讲了自己儿子的真实情况，还直接打电话告知了姑娘的父母。
我心生怨愤，但也只得把4个饲养员辞掉1个，让大弟填空，月薪200多——我总不能让他们一家在城里饿着，他们没饭吃，我还得给他们钱吃饭。
“大娘，我帮你吧！”我知道她要赶在8点查房时把东西都收拾好，赶紧上去帮忙。
每次他拉来玉米，我都要挺着大肚子跑前跑后帮他找人，怕保管员压斤扣秤，我给保管员赔笑脸；怕装卸工拖延，我说好话让他们及时卸货。
[2]李文道, 邹泓, & 赵霞. (2007). 大学生同一性与职业探索、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v23(2), 63-67.
谁料大弟知道这个消息后，非要取而代之：“我早就想到城里找事干，不想在家养猪了。”
还有一些专业，复合两类特点。比如社会工作，就因为对口工作少且可替代性强，长期处于就业“黑榜”的名单上。
来到我们科时，曾春花已经失去意识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脸色苍白、瘦弱，像个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别肥大，晃晃荡荡地挂在身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孕妇多是营养过剩、体型偏胖，她却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孕妇里最瘦的一个。
3月7日，我在进行院内护士技能大检查时，碰到了脑系科的护士长，问她曾春花的病情。她说，刚刚办理了出院手续，家属说要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我俩还不胜唏嘘了一番。
我问他姜艳怎么没来：“上次不是她一定要见前夫吗？怎么这次反而‘不方便’了？”
姜涛叹了口气：“还能为啥？相互置气、拿儿子当枪使呗！多少年了一直是这样，不然刘进也不可能变成现在这副样子……如今这样，全是拜他父母所赐啊。”
串串店开了不到3个月就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3个合伙人决定关闭店铺后，张家鹏又像儿时一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到轮流发新机的时候，互怼互呛就是少不了，总之是大佬互怼，粉丝吵架，吃瓜群众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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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王芳在给曾春花输液时，听到曾春花的母亲边哭边数落着女婿：“你家三代单传，就要俺闺女一个接一个地生，俺闺女遭多大罪！”
姜艳被我问得有些懵，我解释说，平台上暂时没有刘进患病的相关记录，如果确定他有精神疾病，我们会按照《精神病人处置措施》协助她送医，如果不能确定，就先按“一般程序”处置。
那几年，他倒腾玉米和红薯干之余，还盖了几间猪舍，养了两头母猪和十几头育肥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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