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见过王安平的人是邻县的一名船夫，他说3月19日下午，自己曾载着一名身高体型与王安平相似的男子渡了江，但从衣着来看，又不像是潜逃的杀人犯——因为那名男子穿着崭新的衣服，满脸幸福地对他说自己要渡江回家，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爸妈。
课外辅导班要上，英语要加强，条件允许的得出国游学，另外体育和才艺也不能放松。一位母亲这样评价补课：“中产到破产只有一个暑假。”
一个午后，我和对面工位的女孩正在整理员工档案时，一个留着板寸、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大汉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办公室。他一进门，就挥着一张纸在我们面前比划，大声喊道：“你们给我交保险经过我同意了吗？谁让你们交了？”
2018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陪儿子玩，忽然收到短信息，“是张老师吗？我是徐斌呀。”
办公室里只有老李一个人，“不是，你们班刺头送过来的，说什么，你没吃中午饭，放下就跑了。”
父亲气得握紧了拳头，准备教训一下妹妹。看父亲凶神恶煞的样子，妹妹也吓坏了，不敢下树。这时，继母推开父亲，转过身柔声地对妹妹说：“好孩子，别害怕，慢慢下来，妈妈在下边接着你……”
而那些愿意花更多钱的家庭，往往能够买到更优质的课外辅导服务。自己的孩子能不能超过同班同学还不好说，但是他们很容易超过欠发达地区普通家庭的孩子。
集团副总的位置对他而言几乎是十拿九稳。就在临到正式宣布考察对象的前夕，党委专门找他谈话——他和姚圆圆的事闹得单位人尽皆知，影响非常不好，集团毕竟是国企，职工的私事虽说是个人自由，但道德作风也是对年轻领导重要的考察因素。
林晓悻悻低下头，从微信联系人里找出一个熟悉的名字——半年前，姚圆圆申请去了集团分公司，离开了北京，朋友圈设置了“仅三天可见”，眼下一片空白，仿佛她已经扫清了所有过去的事。
老徐这样的并不是个例，身后有背景的人，在环卫体系里比比皆是。
2008年秋天，有人找到刘良可说要给刘欣介绍一门亲事，小伙子34岁，车祸导致一条腿有残疾，但读过技校，一直没结婚，在市里开了一家手机维修铺子，前些年还在城里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
这时，会议室的虚掩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踩着细高跟走了进来。噔，噔。有些傲慢的节奏。
刘欣时年23岁，周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已纷纷结婚生子。刘欣的两个姐姐也都在20岁出头就出嫁了，大女儿的老公是市里开饭店的，家境颇丰；二女儿读过大专，老公是邻市的公务员；只有刘欣，因为脸上那片胎记，一直没有对象，甚至连说媒的都不曾上过门。
我和同事按照船夫说的路线也渡了江，对岸却是一望无垠的油菜花田。
此前我们也偶尔会遇到类似“诉求”，但很少像他这样直截了当。我叹了口气，重新打量了他一番：20多岁的样子，长得挺精神，花t恤配牛仔裤，算个潮人。
我感觉情况不妙，又退了一步，问那笔钱能不能未来算作刘良可的遗产？“毕竟领养子女与婚生子女在财产继承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刘良可百年之后，王安平也能通过继承遗产挽回一点损失。”
“我妈出事住院了你不知道吗？现在人还在手术室躺着呢。昨天你们单位领导都来了，人都出这么大事了，还找什么找！”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
头一个星期，部门另一位副主任老张给新人进行入职培训。老张脾气好，成天笑呵呵的，也不打官腔，课一上完就跟大家聊天：薪资福利、休假天数、晋升办法……有一天说到兴头上，老张开玩笑：“我都50多岁了，不瞒你们，再过几年退休，估计也就是个副主任吧，到头啦！所以你们也别把我当领导，咱们部门里，你们就小心姚主任，她呀，可是个厉害人物，连何经理都不怕的。”
妹妹还很淘气，一直让父亲头疼。一个大风天，妹妹爬到树上摘榆树钱，树很高，她却爬到了树尖，树尖来回摇晃，眼看就要掉下来。村里的孩子都吓坏了，跑到我家告诉父亲，父亲脸色顿时煞白，赶紧跑去，继母也跟在后面。到了现场，大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然而，妹妹正没事人一样坐在树上吃榆树钱。
林晓知道姚圆圆在工作上严厉，为了不让她抓住自己的小辫子，每次在她手下干活，都格外小心翼翼：通常初稿完成后，要从头到尾通读3遍，确保没有错别字、语病、逻辑错误才敢交上去；凡是姚圆圆改动过的地方，她也会仔细寻思为什么要这么改。
老李也笑了，“小张，你做的对啊，毕竟你才是班主任，我们都不如你更了解这个刺头。不过小王他们也没错，他们说那些话也是为你和你的班级好，就事论事，有些学生，我们是真的教不好，只能让他退学，老师也是人嘛，不是神。”
今年6月，单位跟保险公司的合同到期，所有未结案件需要跟进处理，我联系了艾班长的爱人。他在电话里情绪激动，说艾班长现在的状况并不好，衍生了很多并发症，他一个人24小时看护，还要忙着联系律师打官司。他们唯一的女儿要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基本帮不上什么忙。不到1年的时间，治疗费用已经花了30多万，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遍了，接下来的日子还不知要怎么熬。
从广州回来后，我去医院探望过艾班长一次。她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头上缠着纱布，嘴上扣着氧气罩，身上插着管子。我无法想象之前那个雷厉风行的艾班长就是眼前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
1984年的夏天，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一个女人回到家时，我家的院子已经站满了邻居。他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说这个女人的到来，到底是会终结我家的苦日子，还是会让我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为了让我“有更充足的时间学习”，继母告诉我，以后两周回家一次就好，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有一辆「泡沫之夏」原着中的欧晨一样的白色兰博基尼！……其实我有很野性的一面！”
父亲和妈妈得病之后，彼此昵称对方“傻子”。有时，父亲在睡梦里会叫“傻子”，妹妹听了，就含糊不清地答应。得了脑血栓的人偶尔会不清醒，父亲有时会以为妈妈出门办事了，总是问妹妹：“你妈啥时回来？”有时，父亲想妈妈想得实在烦躁了，会趁妹妹不注意时用左手揪扯妹妹家的地板革，然后用嘴咬，有时甚至咬自己的皮腰带，有一次嘴角都咬出了血。
“他们都在背后说我为了当上一官半职不择手段破坏别人家庭吧？”
7月初，我在广州出差，核算工资时发现艾班长的考勤有点问题，就拨了她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接电话的也不是艾班长本人，而是她的女儿。
我说这事儿得有法律依据，还得结合你的伤情。没成想，这句话又惹火了刘良可，他说今天在医院“验伤”时警察就跟医生合起伙来“糊弄”他，不让他住院，这次如果警察不把王安平抓进监狱去，他就睡在派出所。
下午第一节课，我特意占用了任课老师十分钟，跟学生讲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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