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精神病院里，病情较重的病人会被安排在我工作所在的封闭式病区，这里一切以安全为重，病区四周用铁丝网围起来，进出入管理非常严格，四五个医生挤在一间狭窄的办公室，光线差，无论白天黑夜都要开灯。而老康所在的开放式病区，因接待的多是病情较轻、较稳定的病人，管理没那么严格，一般一个医生一间办公室，窗明几净。所以，除非有必要，否则开放式病区的人都不怎么愿意到封闭式病区去。
这种软弱更让人耻笑了，大家都说：“要是谁敢砸我的房子，我跟他拼命，谁愿意受这份气！”
金智英认为不能像傻子一样愣在那里，也不能过度将内心的不悦形之于色，否则应该会拿不到面试高分，所以她选择了最安全的回答：
调整幅度最大的是1000米和800米，比起1990年，达到及格的用时延长了半分钟之多。
刚回四中，教导主任就分配给了他个高一的“优秀班级”，秦可作为新老师，正好可以和学生们相互熟悉，然后一直带到毕业——教导主任的信任让秦可倍感荣幸，也颇有压力：“我才来就带课，会不会跟不上？”
其实大部分的员工聚餐都是不必要的，经常性的加班和周末工作、出差等，也都是人力不足引起的，增添人力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申请产后休假或停薪留职也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却总觉得是因为自己导致其他女性员工的权益也备受影响，害得其他女性不敢使用这些假期。
抵达面试地点后，所有人被分成3人一组进行团体面试，和金智英一起面试的另外两位面试者，是和她年纪相仿的女性，仿佛事先说好一样，三人都剪了一头刚好盖过耳垂的利落短发，搽着粉色口红，身穿深灰色套装。面试官看完她们的简历和自我介绍后，开始询问她们的校园生活、经历，然后再问到关于公司、业界展望、营销方向等意见。由于都是可预料的问题，大家的回答听起来都没有失分。
金智英听到了许多公司内幕：策划组人力安排其实完全是按照公司社长的意思执行，选那三位工作能力优秀的课长过去，是为了让策划组打稳基础，而另外两名男同事会被选进去，则因为这是长期项目。
我当时满心羡慕秦可找了个“事少、钱多、离家近”的好单位，只把他的苦笑当成学霸的谦虚，恭喜了他几句，就聊别的话题了。
我问她：“你姓什么呀？”她使劲想了想告诉我：“苏。”我笑着纠正：“那是你老伴的姓。”我又问她：“1加1等于几？”她努力伸手比划两个手指，不听使唤的小指和无名指颤个不停。我又问她：“想吃黄瓜不？”她点点头……
10点半，大姐陪着二姨、四姨、五姨、小姨来看妈，她们团团站在病床旁。
她最想进食品公司工作，但凡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都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投了简历。但应聘的43家公司，没有一家和她联系。后来，她又选了18家规模虽小但经营稳定的公司毛遂自荐，没想到这次依旧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
昔日热闹的小广场上，如今已经门可罗雀。赵西就着一瓶啤酒、吃着一份十块钱的快餐。他以收废品为生，在白石洲租住已有二十多年，“外地小业主、商铺租户的补偿诉求还没达成共识，没有谈判的主动权且远着呢，两年之内这儿还在。”他向记者提及目前拆迁签约进度并不理想，但如果房租再涨，自己只能提前回安徽老家。
2011年秋，初中同学举办毕业20年聚会。散席后，李向前找到蒋贵，犹豫许久，方才说起自己女儿得了白血病，急需手术费用，可家里已一贫如洗。他知道同学们大多都在艰难谋生，所以就没在聚会上公开向大家募捐，只是私下里和几个相交不错且家境优渥的同学张了嘴。
2018年底，我身边好多中高层领导开始出售自家的“福利房”，而且价格极其亲民。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房改”的各类传言扶摇直上，再加上赵大爷一直在旁撺掇，好不容易被我安抚好的老爸老妈，又动了“假离婚”的念头。
为了规避一家只能办理一套“福利房”房产证的政策，很多人家都选择找亲戚朋友里的无房户帮忙，把房子过户到他们名下，等到房产证办理出来后，再过户回来。
“我们学校也很好笑，原本还说她太聪明会给人压力，现在人家不靠任何学校帮助，自己苦读考过了司法特考，再来沾人家的光，说什么以她为荣。”
金智英的周围也有许多女性朋友是从孩子上学以后重回工作岗位的，有些转行做自由职业，有些则当家教、补习班讲师，或者创业开设k书中心，不然就是跳入补习市场。更多人选择以打工为生，诸如当超市收银员、服务人员、饮水机管理员、电话客服等。
“学区房那么贵，还都是‘老破小’，谁买谁上当！”一次，赵大爷在我家喝醉酒后吐了真言，“让小赵利用‘无房户’的政策给孩子上学，里外就省下了这个数！”兴高采烈的赵大爷一个巴掌摁在了老爸大腿上。
“哎，别说了！”老康很不耐烦，打断了她的话，“去跟医生说吧，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快8点时，大姐来了，我一直想着爸早上跟我说的话，决定先问问大姐养老院的事怎么样了。我拉着大姐，在医院的走廊上找了个拐角，“我想26号回沈阳，小妮31号就要去报到了，很多东西没准备。爸妈去养老院如果需要钱，我就打到你账里。如果爸妈过去后需要人帮忙，我安排好小妮就再过来照顾。”考虑再三，我没把爸的提议告诉她。
不过，我2016年下半年进院工作不久后，却发现老康一直在做“菩萨”事儿：
“先带回去，我找人来看看，”公公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说，“有问题也要先治好，不能让她这样出去。”
“你作为教师，应该有教师的威严。你的学生都没有专心听你讲课，之前妈妈询问你相关情况，你一直不反馈，直到今天妈妈才知道你上课的真实状况。学生不听课的情况，可以点名批评，或者通知家长进行教育……
到了傍晚，他们就听到有人在喊路，“九九归一了，神鬼让路——”那是黎南松连拖带拽、气喘吁吁地背着尸体下山了。
为了规避一家只能办理一套“福利房”房产证的政策，很多人家都选择找亲戚朋友里的无房户帮忙，把房子过户到他们名下，等到房产证办理出来后，再过户回来。
秦可听我说完，感叹道：“看来都是血泪教训啊。不过想想看，我们中间最可怜的就是小霍了。好在她现在申请去国外读硕士了。她跟我说，她还要申请博士，然后留在英国，早知道我也像她一样了。”
我第一次见黎南松是20多年前，当时家里一位未满30岁的婶婶服毒自杀。婶婶只有一个女儿，所以由我替堂妹行礼——只要见到人我就得下跪，这是规矩。
听到这里，我看着老康的眼睛，拉回他的注意力，问出那个一直环绕在我心里的疑问：“你为什么对韦丽如此了解？这件事，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看人家多有礼貌，还主动打招呼呢，你要向人家学习——你带我们去你们食堂，感受一下食堂的饭菜。”
秦可本来想先把课上完再去应付家人，张嘴却连着说错字，还差点咬到舌头。看了看时间，好在还有几分钟就下课了，赶忙安排学生先复习，自己走出教室。
负责人无言以对。过了几日，院长亲自找了老康，吩咐道：“你准备一下韦丽的材料，把她移交给另外的医生。”
“你还蛮能挖掘。”老康点了根烟，递给我，我没有接。他没有在意，把烟盒甩在桌子上，说了起来。
好在老太太只是想演演戏，并没有真的结结实实地撞上去。看到老太太自己坐了起来，刚才还在发呆的两兄弟接着又动手打了起来，叫嚷着是对方害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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