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乌看向我，眼神掩盖在烟雾里，难以捉摸。我欲再言，老乌就摆摆手，大概是叫我别问了。
“纺锤”讪笑一声，神情有点讨好：“我妈和我妹非说我乱得很，根本没有的事……”
家人想临时再去买，却被众人阻止了，说不能买第二套，不吉利。而且也确实没有那么大尺寸的。
还没说完，李老师就打断了我的话，看着我说：“这样吧，我每个月给你开些生活费，就当是你助教助研的工资了，不多，但够你平时花的了。怎么样？”
江诚一般在下午6点钟左右准时回来，回来时还会顺手买一些辣条或跳跳糖，但江菲不接，只哭丧着脸说，“哥你下次能不能早点回来啊，我一个人被锁家里太难受了”。
我把书放在信箱上，和少年站在附近聊天。许是被她看到了，她很快又发来消息，说如果我不离开，她就给保安室打电话。
仔细翻看她的朋友圈，依然全是文字，但和过去已非常不同了——文字内容不再全是“碎碎念”，而是加入了生活记录，字里行间也不再全是浓浓的阴郁。
挂了电话，我只好在各个群里询问同学们有没有出差、回家以及住宿的票据，活像一个在街头卖狗皮膏药的人四处贴小广告。但我等了两天，凑到的票据总额还不到4000块钱，加上李老师实际的开销发票，总共才6000多块钱。
江菲在后来的日记里回忆道：“当时我真的很害怕。本来我想用撑衣杆捅他下去，可我不知道，让他翻进来和推他下去摔死这两件事，哪一件更可怕。当年我只有10岁，但也知道这是在杀人。”
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有关“房改”的新消息，油田房产的登记工作也本着“由易到难”的原则缓慢地进行着。无数跟我一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房主草草签了单位要求的各种手续材料，虽然价格极低，却也毫无办法；而一大批和小美一样的职工，坚持“不签字、不同意”，并等待着油田和北城市的新政策。
心怀壮志的孙红卫苦于没有来钱的“路子”好些年，终于在一个酒局上结识了一位广州的廖姓“老板”，几番接触才得知，原来廖老板是靠“发短信”起的家。
货车下面的空间又窄又矮，只有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钩那儿好钻一些。江菲总是将书包背在胸前，一只腿先跨进车钩底下，蹲下身体，一点点挪过去。挪的时候还得讲究技巧，要在保证不踢到铁轨螺栓上黑乎乎的防锈油的同时，以最快速度钻过去。数不清有多少次，江菲刚钻到一半，车厢就突然开始“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这是火车要发车了。她就没法再顾及是否会弄脏衣服鞋子，连滚带爬地爬了出去，人还没站起来，火车就开走了。
李老师头抬也没抬：“那有什么麻烦的，你慢慢报就是了，不着急。”
“然后？”老康一笑，有些自嘲，“然后我就接到通知，被调出科研小组，岗位也被调到现如今的值岗医生。”
“好处？”韦丽自豪的神情迅速消融，眼里缓缓起雾，“我就不该答应去什么狗屁特护病房。”
分手比当初结合还要平静。男人送她到车站，说了句“想要的时候就回来”，再一次把她恶心到了。
黎南松却挥了挥手：“你快莫要这么说，我只是在做分内事。我是同情她们，命运无常，死了的难过，活着的也不易。”
“你们这都从哪得到的消息啊，怎么跟搞传销的一样，上来就不相信单位。”听老爸的语气这么笃定，我有点吃惊。
但她也拿不出任何能惩罚江志雄的武器。江菲有时候走在铁轨上会想，世上的确是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不然这几年这段路上轧死过那么多人了，为什么里面就没江志雄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心里又有些愧疚。跟室友商量来商量去，我最终决定跟师弟坦白，于是回复道：过两天出来聊聊吧，具体情况到时候再说。
韦丽的“努力”不是说说而已。面对工作，她没有怨言，生怕别人说她不勤快，经常主动要求护长委派任务。护士夜班是常态，大部分上了夜班的护士，巴不得立刻回家睡觉休息，但韦丽上完夜班，白天还要跑去参加院内院外的培训。
这一巴掌给我老爸带来的震撼太大了：“有这样的政策也不给咱家说说，50万啊，能再买一套房了，老赵家这便宜捡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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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我们就没有通过话了——那个时候，妻子以“暧昧生于聊天”为由，找我生过好几回闷气。我虽认真解释，说自己与这位“老师大姐”聊天完全是出于好奇，但妻子还是颇为不满。最终，在春节假期结束之前，我当着妻子的面将她拉黑了。
一天下午，回答完问题的老康，正准备离开大院。一个女病人突然扒开人群，挤到老康面前：“康老师！我来住院啦。”
在孙红卫的配合下，负责替他操作设备发送短信的两名年轻人也很快投案自首。讯问笔录和孙红卫的供述也完全契合。外省的公安机关也按照孙红卫提供的线索，在南方某省打掉了个生产伪基站设备的黑工厂。
我谨慎地将材料袋接到手里，摸了下，里面是空的，高兴的心情一瞬间烟消云散。
老康一直在待在值岗医生的位置上，没人敢提把他调回去的事。韦丽不断地进出院，老康看她的目光一次比一次无奈，当初的那腔热血，已渐渐被磨灭。老康不知道，究竟是苏家把她害成这样，还是她自己把自己变成这样，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老康也不知道，自己因此被贬到做值岗医生，到底值不值得。
他说：“死在外面的人，是该要回家看一看的。哪能死哪藏哪就地掩埋的？就算不请做法事的和尚道士，也得入殓，给亡者唱夜歌。”
临床上尚没有证据能证实长期服用百忧解会让一个人成为精神病患者。最坏的副作用，无非是让一个人激素水平紊乱，精神状态差，无法正常工作、生活。
办案民警没接他的茬，只是讯问起关于伪基站的问题，孙红卫很配合。
过了一会儿，她缓和了语气：“现在都是这样报账的，你别有压力，没人会理这些小账目。再说，我要说某个人是课题组成员，或者某项开支是科研开支，那它就是。谁还会为了几百块钱车票专门去调查某个学生是不是课题组成员吗？”
有时候江菲自己都说不清，是当年被猥亵更痛苦，还是性意识觉醒后对此事的羞耻感更糟糕。她开始失眠，整宿盯着天花板发呆。即使她很清楚自己只是受害者，但这种事并非是划条线、告诉自己没错，就能完全把这一切从自己身上剥下来的。
江志雄戴一副眼镜，身体瘦弱，长得又矮小，在村子里一度是人见人欺的对象。然而世事难料，他后来竟成了整个乡里唯一一个读完高中、即将去考大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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