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相亲本质上更像是双向选择，双方就像在超市排列的货物，被考虑各种性价比。
他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说那些了，你看怎么办吧！我那些菜眼看浇不上水快干死了，你不借钱给我买柴油机，就眼睁睁看着我的菜干死？”
很难判断舒满胜的愿景到底是谋划很久的骗人把戏、还是他长久陷入的自我狂想。“我主要想消除社会上的神经病，这些心理障碍——相对于，我说的‘神经病’，是‘思想上的亚健康’，思想病就是神经病，要从教育上改变——像我三哥老婆就是典型的心理疾病。”
这时，他发怒道：“你当初就不该上这个大学，就应该让我去上！”
作为小弟，他只好继续等待。又过了半年，再问大哥，大哥说：“没钱了，输了。”
“就这么高一个门，在门上。”舒满胜向我比划高度，“很伤心啊，他人很矮，就用皮带吊死的，身无分文。”
我本想关心他一下，毕竟，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想跟他说不要瞎折腾了，踏踏实实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有饭吃有衣穿就行了。至于借我的钱，我也没打算这时候要他还，多半就是做慈善了。
[5] 易松国. (2008). 从择偶坡度分析城市女性的婚姻挤压-以深圳市为例.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7(3), 77-81.
早期的 iphone 越狱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二，官方简直束手无策。
在这个问题上，姜艳最终没有争过丈夫。姜涛说：“后来他们又吵了好几次，最后的结果是，让刘进退学，按照刘平的设想去国外念书，结果刘进在国外也只待了1年就回来了，他们两口子也没跟我说原因，但我也大概能猜到，估计还是没法跟人相处。”
见他这样说，也考虑到侄女的教育问题不能松懈，又想到小弟刚结婚不久，母亲和他们小夫妻一起生活，时间长了也容易闹矛盾，我就托熟人在附近的小学给小雪报了名，从一年级重新上。
母亲又找到我，让我想办法让大弟来我鸡场里当饲养员：“都三十出头的人了，还是不成款（
）；大乐还出去学了几天鸡排饭，打算在店里开灶做些外卖的副业（
姜艳有些不满，沉默一会儿，冒出一句：“刘进是我生的，他打我，我不跟他计较，但今天这事肯定是他爹指使的，这是‘雇凶’！你们要把他抓起来！”
一次他来，我提醒：“你看看我家里有什么，我和你姐夫从上班到现在就攒了这点钱。留着做家具用的，叫你一下子就花光了。”
1个月后，大哥没来找他，一直用各种借口拖延。半年后，舒满胜去了大哥家，大哥炒了两个菜，指着窗台上放着的存折：“钱在上面，过两个月给你动工。”
我问姜艳刘进有没有结婚，姜艳更生气了，“嚯”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不提结婚她还不生气，几年前她曾给儿子介绍过一个女朋友，各方面条件都很好，都要谈婚论嫁了，却被刘进父亲强行拆散。
于是，每个月大哥付6000元租金给舒满胜。舒满胜买了两台中巴车，雇了司机做运输生意。
家里也给他安排进国企，五险一金，朝九晚五，唯一的缺点是工资不算高。一心想创业的梁子不愿意去——可父母都不支持他创业，更不愿意为他的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最终，在拒绝了一干“侮辱性的”、月薪两三千的工作后，他选择了去一家保险公司做贷款业务销售。
这时，他们才又反应过来：所谓“选商场对面的店铺做餐饮”是件愚蠢的事——客流基本上都去商场里的餐厅吃饭了，来吃麻辣烫的都是附近上班的人，可中午用餐高峰时，店铺太小坐不下，挤走了客人，到了晚上，人家都下班回家吃饭了。
第一次留级那年，一次上劳动课，学生们要给树苗挖坑，舒满胜把坑挖得比其他人都宽，有个同学问他累不累，他说自己练过武，又开起玩笑：“你们看这么宽，杨老师睡下去是不是挺合适？她那么胖，我挖得刚好。”同学们不作声，瞄着他笑，舒满胜一回头发现，杨老师就在后面：“舒满胜，你又要留一级呗？”
原来，是有人向领导举报，说大弟在养殖场后面种菜，一天到晚浇水，从厂里偷电，于是办公室领导让电工给他把电掐断了。
几个月的习武，没有让他如愿变得强大，反而在学校变得更加异类。“每天只能睡两三小时，后来神经衰弱，整天想睡觉”，上课时他困得不行，干脆在纸上画了只假眼睛贴在眼皮上。几天后，这一招被老师识破，他又用干草秆绷住眼皮，老师一根粉笔丢来，没把他打醒，就走过来拍醒他，要他去黑板那里去答题，“第一次，他说，你的字写的和头发一样是乱糟糟的，第二次呢，说你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老是拿我开涮”。
反观农学的“低迷”，则免不了人们长期以来的固有观念，以及对工作环境担忧的影响。
这一漏洞被称为“checkm8”，读作 checkmate，也就是国际象棋术语中的 “将死”。
梁子被这事搞得郁闷，连本职工作也没心情做了，每天只打了上班卡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此时公司里有人举报梁子在外经营自己的店，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总公司派了人来查，好在梁子早有防备，他只是和大乐在口头上说好各占多少股份，申报奶茶店时，“股东”一栏只填了大乐的名字。
我心里一阵难过：在曾春花转入肾内科和icu之后，她的女儿和婆婆还留在我们科里的走廊里，我这几天在下班前都会来到老人跟前问一下曾春花的情况——就在28日曾春花的病情暂时控制住的那天下班前，我才刚把一桶1段新生儿奶粉拿给老人，她对我千恩万谢：“护士长，跟你说，小丫她娘，好多了，过几天就出院了！”
“他就和上大学时一个样，毛躁得很。我们不在一个步调上，我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提高营业额，他每天想的都是要怎么创造他的‘商业帝国’，经常找我说谁谁要开个店，要我一起参股。投资——那是多牛x的人干的事，咱小老百姓，要知识没知识、要本金没本金的，赚得了那份钱？”
今年1月初，在奶茶店跟大家聊天，一位朋友到店“探亲”，进店便问梁子“串串店的事情解决了没有”。
又是一番着急忙慌的装修——大乐卖掉了所有奶茶店的设备，尽量把堆积在手里的物料出售，改换门庭，购入8套桌椅。
在县医院手术的第二天，曾春花突然出现乏力、血色素低、嗜睡、昏迷等症状，于是县医院的120急救车就把她紧急转到我们医院来了。
姜涛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就是活受罪。“走到今天这步，也是妹妹一家……”他可能想说“咎由自取”，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曾春花在我们科住院的几天的时间里，不光我们护士把饭菜打包给她的婆婆吃，还有好几个住院的病人家属，也把吃不了的饭菜或者专门给他们从餐厅打来饭菜给他们。这样一来，也算为曾春花家节省了一些开支。
这天也是金明明入院的第3天，仍有许多亲戚围在她的病床边。她的两个闺女也来了，11岁的大闺女到了病房后，坐到椅子上自顾自地拿起了妈妈的手机玩游戏，5岁的小闺女吵吵着要妈妈带她去吃肯德基——在我们这个城市，似乎只有周末带孩子去吃肯德基，才算是合格的父母，孩子们以父母带自己去吃肯德基而自豪，是他们在学校里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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