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赵大爷一脸不可说的表情，我内心也开始动摇了——如果说北城市要回收这些房子，我是不会相信的。这些散落在各个小区里的房子既不能统一拆迁卖地，也不好再次出售；但要是说让我们自己花钱买产权，这我是相信的，毕竟这些“福利房”没有任何产权证明。
金恩实组长是公司四名组长中唯一的女性，有个正上小学的女儿，和娘家母亲同住，育儿和家务统统交由母亲处理，她自己只负责工作赚钱。有人说她这样很酷，也有人说她这样很狠心，有些人反而称赞她老公，替她老公叫屈，认为男人和岳母同住比女人和婆婆同住还要辛苦——近年来，岳婿问题甚至比婆媳问题更严重。
在尚未正式投递履历、参加面试之前，金智英对未来并没有感到太过焦虑。她觉得只要能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即使不是大公司也无所谓；相较之下，尹慧珍就显得比较悲观，她明明成绩比金智英优秀，托业分数更高，也有计算机操作、文书处理等求职必备的证书，所就读的科系也是更受业界青睐的经营管理系，可她却认为自己可能连个不确定发不发得出薪水的小公司都进不去，就更别说大企业了。
等到大学毕业、进入职场之后，职场和婚恋育儿问题更让身为女性的她倍感压力——彷佛站在迷宫的中央，明明一直都在脚踏实地找寻出口，却发现怎么都走不到道路的尽头。
在孙红卫的配合下，负责替他操作设备发送短信的两名年轻人也很快投案自首。讯问笔录和孙红卫的供述也完全契合。外省的公安机关也按照孙红卫提供的线索，在南方某省打掉了个生产伪基站设备的黑工厂。
一头雾水的我看着旁边那一大沓已经签好字的“确认书”，稀里糊涂地就签了字。
2011年秋，初中同学举办毕业20年聚会。散席后，李向前找到蒋贵，犹豫许久，方才说起自己女儿得了白血病，急需手术费用，可家里已一贫如洗。他知道同学们大多都在艰难谋生，所以就没在聚会上公开向大家募捐，只是私下里和几个相交不错且家境优渥的同学张了嘴。
“啊……”韦丽抬起头来，一声哑哭，“我是作孽啊，害了自己又害了康老师！”
他也不上前阻拦，就蹲在一旁念念有词：“各行各路莫欺人，留份敬意。”那两人听见，便扔下伯母走了。黎南松搀扶着被打得血淋淋的伯母回了家，对院子里的人说：“村里除了先前考出去的那个大学生，属她学历最高。就算她有病，也该敬她满肚子的学问啊！疯了也是学问，后辈们在看着的！”
金智英每天早上都会按照组员的喜好，冲泡好他们的专属咖啡，一一摆放在每一位同事的位子上；到餐厅用餐时，也会主动抽取纸巾，并为每个人摆好汤匙和筷子；叫外卖时会手拿笔记本，负责帮大家记录餐点，打电话订餐，吃完以后也会第一个帮大家收拾碗筷。
包括蒋贵在内，这3户人家都已无可执行的财产。后来大家去了吴老四的别墅，方才发现吴老四在跑路前，就已将别墅低价卖给了别人。
后来，韦丽一连两个星期没有下大院。病房里同事讲，她整日胡言乱语，有时候说自己是“武则天”，该“母仪天下”，有时候又说“医院管理太乱，应该聘请她当院长”。那段时间老康 “普度众生”的业务，也做得不怎么用心，时不时半路撤退，回答也心不在焉。他在病人里的“口碑”第一次出现了下滑：“康老师脾气大了嘿，不理人了。”
2014年1月的一天深夜，吴老四急匆匆闯进了蒋贵家。他先是给姐姐递上了一个大礼盒，而后从包里取出一沓合同，说他已经和银行领导打好招呼了，准备贷一笔款，需要几个人担保一下，就是走个程序，做个样子而已。现在已经有两个人签字了，还差一个，“姐姐姐夫，你们就帮个忙吧”。
接生婆没有孩子，死的时候也没人喊妈妈，哭丧都是请的人。“我给她擦洗身体时，看着这么一具干瘪的、矮小的、满脸斑点的老人，我就哭过这一次。那一刻发现，原来就这么一具将要腐烂尸体，没有享受过富贵，却见证过很多生命”。
“我承认我虚假宣传，可这不也是工商局管的事吗？也就是罚个款，你们给我戴手铐干什么？我要告你们滥用职权！”
坐在我对面的财务稽核人员对视了一下，就没再次问我关于报账的事情了。另一个年长的人，看起来应该是领导，缓缓跟我说道：“孩子，以后做事认真点，谨慎点，别出岔子。我知道，你们研究生为了一纸学历不容易，回去后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一天下午，回答完问题的老康，正准备离开大院。一个女病人突然扒开人群，挤到老康面前：“康老师！我来住院啦。”
小时候，家里最好的东西总是优先给弟弟，她和姐姐只能享有剩下的食物；上小学时，被邻座男孩欺负，她哭着向老师倾诉，老师却笑着说：“男孩子都是这样的，愈是喜欢的女生就愈会欺负她。”上了中学，常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在学校也不能掉以轻心，也有男老师喜欢对女同学动手动脚，可她们往往都会选择忍气吞声。
第一次听到小美爆粗口，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愣住了，小美气呼呼地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去登记了，你家还有6万，我家那房子只有8000！老娘才不签呢！让你签你就签，真不知道你家是不是钱多烧手！”小美的怒气无处发泄，像个小机关枪一样对我扫射。
抵达面试地点后，所有人被分成3人一组进行团体面试，和金智英一起面试的另外两位面试者，是和她年纪相仿的女性，仿佛事先说好一样，三人都剪了一头刚好盖过耳垂的利落短发，搽着粉色口红，身穿深灰色套装。面试官看完她们的简历和自我介绍后，开始询问她们的校园生活、经历，然后再问到关于公司、业界展望、营销方向等意见。由于都是可预料的问题，大家的回答听起来都没有失分。
最气人的是，明明是个货真价实的省会，明明还有个“霸都”的诨名，却因为历史、文化底蕴和区位原因，在省内城市的角逐中，常常被小弟们怄气，完全没有大哥的样子。
好在蒋贵不怕吃苦。后来每年4月到9月，作为吴老板方的监理人员，蒋贵每天都会戴着红色安全帽，到正在施工的基建工地，细细查看工程进度。风里雨里，爬高蹬低。到了10月，天寒地冻，施工无法再进行时，蒋贵就会和发小一起，四处收购刚刚收获的土豆和胡麻，送到乡里的粉条厂和榨油厂。每每送货到厂时，对方都会笑脸相迎，并为他们泡上一壶好茶，再敬上一包好烟。
听到老爸这么说，老妈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可是几万块钱呢，你跟文州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要不然……”
此后的时间里，韦丽一直在反复地住院。往往出院后不到一年，她又会犯病，而且一次比一次重。犯病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她私自停药，而犯病的表现，大多是情绪激动导致的伤人自伤行为。
）的时候，跟一些病人聊天、询问病情。病人们自然是很欢迎——因为封闭病房的医生很忙，每天查完房后还要面对整理病历、调整治疗计划等繁杂工作，不可能像老康这样专门抽出时间开导他们。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韦丽读卫校、学护理。1996年，韦丽毕业，以靠前的成绩，被我们当地一家综合三甲医院聘用。
最后，年纪最大的姜惠秀实在看不下去，主动安排了一顿饭局，小酌几杯。
看着眼前被生活打击得已毫无生气的萍嫂子，我知道再多的劝解都无济于事，说什么“及时止损”她也不可能听进去。等她发泄完了，我如实告诉了她我家的情况，在听到上周我们家就已经把爷爷奶奶的那套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之后，萍嫂子像是被放了气的气球，瘫在椅子里半天没有动静。
面对这句明显威胁的话，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点点头，开口向她道歉。
至于多出的场地费和车辆使用费，我一个学生难以应对——毕竟我跟酒店和出租车辆公司的人不认识。可是没几天，李老师就找到我，给我了一些票据，说这事她已经搞定了，“找人开个票据小意思”。我看了下票据，跟一开始李老师拟定的报销单金额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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