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毕，阿d叹了口气。这个亏是吃定了，至于他的那些会费，自然也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
2015年7月，我从东北一所师范大学的英语系毕业，回到老家所在的“十八线小城”。我也很想奔向远方，但我爸在我高三时因肝癌离世，我不忍把妈妈一个人扔在老家。
“那可不，这家伙可流氓了。上次我见到一个小姐姐在练肩推，人家动作挺标准的。嘿，他倒好，屁颠屁颠凑过去非要手把手教学。我再一看，这家伙教的动作还不如小姐姐自己练得标准，无非就是想摸人家。”
“嗯，反正这家健身房不要像你之前那家卷钱跑路就好。”我笑着打趣。
7月初，市里招录合同制的社区工作者，我一考便中，而且成绩遥遥领先，心头的阴云总算是开了一条缝儿。
经济学类和金融类专业、新闻传播类专业和一些语言类专业，也是文科热门专业的常客。
去之前，我特意咨询了李教练，他也觉得很吃惊——哪怕是在这座健身房价格战愈演愈烈的小城里，这也绝对不是正常的价格。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办这卡，没指望长期在那训练下去，只是为了填补下 “空窗期”，免得停止训练，等找到满意的健身房，再溜之大吉就是。
一晚训练结束，回校路上，一位销售拦住了我，开始滔滔不绝介绍起一家“力量plus”的健身房。我并没什么心情理会他，只是顺手接过他递来的宣传册，瞟了一眼，哟，居然是在市中心一座五星级酒店里，还带泳池。
看着父亲坚定的目光，我一边练功参加演出，一边读书学习参加考试，断断续续直到2000年才拿到毕业证。
“请马上回信。”她补充道，“然后寄到芝加哥，信会被转交给我。”
最要命的是，12月末，听闻一名女会员在群里爆出教练不专业，把她多次练伤，要求索赔医药费。这事仿佛是个导火索，引爆了舆论的炸弹，压力之下，一批教练陆续离职。
如果不是像上次一样顶尖高手云集，我应该很有胜算的。喜出望外之后，却莫名地心慌，比以往每一次进面试都心慌。
入校那晚，妈妈在寝室里为我冲奶粉，我坐在床边呼吸着新的开水瓶木塞的味道，焦灼地等待着集体生活的第一晚。寝室不大，住了8个人，床与床之间只有摆放两个床头柜的距离。
“怎么可能呢？”我妈不相信。我的样子，让她不得不信，又问：“会不会答题卡涂串了？”
这个生我养我的边陲小城，冬天永远比夏天长，工资涨幅永远低于物价涨速，无论去什么地方总能遇见熟人，公务员永远是一等工作，事业编次之。几乎每个回到老家的大学生，都要汇入公考大军。
安娜觉得受宠若惊，于是写信回家，请家人把她的大行李箱寄到莱特伍德的房子里来。显然她早就料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她在出发前就把行李箱收拾好了。
我请了10天假参加全封闭培训。上课、吃饭、睡觉全在市中心一家三星级宾馆里，号称军事化管理，不许请假。理论加实战轮番轰炸，天天演练到凌晨2点，早晨8点又要准时坐在课堂里。
“姐姐、霍姆斯和我明天将前往密尔沃基，接着经由圣劳伦斯河前往缅因州。我们会待两周，然后继续前往纽约。霍姆斯认为我很有天赋，他希望我能在各处考察一下艺术院校的情况。然后我们会乘船去德国，途经伦敦和巴黎。如果我喜欢，将留下来学习艺术。霍姆斯说，你再也不用为我操心了，不论是财务上还是其他方面，他和姐姐都会照顾我。”
前一批教练刚走，新一批教练就来了，专业程度上也是半斤八两——其中的大部分人毫无训练痕迹，专业知识欠缺，至于职业素养，更是垃圾。
他一本正经的样子让我忍俊不禁。公考相识，3年的爱情长跑也该跑进一个家了。我也一本正经作答：“行，那我先嫁了吧。融资的事儿以后再说!”
我妈知道我争强好胜，不再相劝，却悄悄去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回来跟我说：“李建这次若是考上了，你俩就成不了。大仙儿说了，你将来要嫁的人，是‘着装’的。”
心率渐稳，理智回归：第三名不就是面试陪榜的么？综合成绩是取笔试的70%加面试的30%，笔试倒数第一，面试翻盘的希望几乎为零啊……
安娜脱掉鞋子，用鞋跟敲着门。房间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了，汗水打湿了她的脸颊和胳膊。她猜想霍姆斯并没有意识到她的窘境，可能去了大楼的其他地方。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一直在敲门，他却没有来开门。也许他去楼下的店铺检查东西去了。想到这些，她开始有一点慌了。房间里越来越热，越来越难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而且她开始想上厕所了。
那边器材依旧不够用，损坏的依旧坏着，楼下的游泳池跟下饺子一样，人满为患。这实在是对不起那个黄金地段，但却挺对得起年卡价位的，只是可怜那些一开始付了高会费的会员。
那时候，练功场里经常充斥着我和倪虹的嚎哭声，同学们都很同情我俩，有时也会趁教练不注意时偷偷来按住我俩的脚，我俩可以趁机放松一下手，哪怕缓解两三秒都是极大的帮助。
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最后期限是不可更改的，开幕仪式计划一定要——在1893年年5月1日星期一早晨进行，将在新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领导的从环线到杰克逊公园的一场游行中拉开序幕。
关心我的亲朋好友，要么打电话询问，要么自己查看了面试名单后来安慰我：
小斌的朋友圈里每天都会晒出“合伙人”领钱的照片——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我只推荐了阿d一个人，拿了提成50元，便无心于此了。
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氛围很好，同事关系很融洽，都是和我妈年龄差不多的阿姨，对我照顾有加。听说了我这两年公考的经历和我妈算的卦，她们七嘴八舌地应和：“算卦这事儿，不管别人信不信，我是信的。文化街上有个写‘周易’俩字的小门脸儿你们去过吗？我在那里算的卦都应验了。”
几次接到学校老师电话要我回学校参加校招，但浏览了一下，都是南方的学校在招聘，就放弃了。当时一心想着得有一个带“编制”的工作，虽手拿教师资格证，奈何小城教师编制严重饱和，补习班老师也只招兼职，上一节课给一节课的钱，微薄的工资根本养不活自己。
霍姆斯曾说，他是用氯仿来做科学实验。后来，当霍姆斯又来买更多的氯仿时，药剂师便问他实验进行得怎么样了。霍姆斯眼神空洞，说他没有在做任何实验。
她无奈道：“我报错了岗，但凡选别的，不遇到你，我就是第一。”
而那时“出走”的演员们，大都像倪虹一样，从事过多份职业，又因文化程度低而频繁跳槽。有人四处托关系，才得以回到单位，勉强从事一份后勤工作。更多人则因团里的后勤岗位饱和，只能继续四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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