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到了2008年，有一次，大弟给我打来电话，听声音似乎他心情不错：“咱妈一辈子受苦，手里从来没有过钱，我打算给咱妈专门存一个存折，每月往里面存一定的钱，回去后给她，也让她高兴高兴。”
姜涛原以为只是简单的同学矛盾，到了学校后才知道，原来是整个宿舍的人殴打刘进一个。姜涛很生气，质问辅导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辅导员先是给姜涛道歉，说自己工作没有做到位，然后又把宿舍其他几位同学的谈话记录交给姜涛——原来，刘进挨打的原因是“挑拨同学关系”。
过了一阵，他们的西红柿上市，然而市场同类菜品能压塌了街。弟媳天天冒着暑热去菜场卖菜，两毛钱一斤也卖不掉几个。她愁容满面对我说：“这真难卖。”我无可奈何：“说的你们又不听，现在知道难卖了？”
我问他姜艳怎么没来：“上次不是她一定要见前夫吗？怎么这次反而‘不方便’了？”
）租500块一个月，1年纯利润是15万。我每个月按揭是5000，一年6万，相当于白拿一个房子，还每年净赚钱。”
整个11月，流水最高的一天，也不过700块。梁子对大乐经营的能力开始产生了质疑，不止一次向我抱怨，说自己信错了人，能把位置这么好的奶茶店经营亏本。我好言相劝，说奶茶店的季节性是大家当初都没有想到的，锅不应该全让大乐来背，当务之急是想办法熬过去。
梁子被这事搞得郁闷，连本职工作也没心情做了，每天只打了上班卡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此时公司里有人举报梁子在外经营自己的店，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总公司派了人来查，好在梁子早有防备，他只是和大乐在口头上说好各占多少股份，申报奶茶店时，“股东”一栏只填了大乐的名字。
弟弟气急败坏地质问我为什么把他的电断了。我毫不知情，就找到饲料厂管后勤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正要跟你说呢，你弟弟偷接厂里的电，要罚款400元，让他快交上来，不然就要报警。”
主任说：“不打招呼就从厂里接电，不是偷是干什么？你们养殖场的电不都是从厂里接的吗？”
“老大说话，口气很狂，要么骂你，不好好讲话；有时走过来，就说你这是像人在做事吗？我用本地话问，是怎么样了？他发脾气，反问你说是怎么样了？”舒满胜说：“——你说这能沟通吗？我就骂他发神经，别待在我这块儿，他就灰溜溜走了。”
6万块房租，倘若他们勒紧裤腰带，也是可以挤出来的。可开店半年，大大小小琐事已经侵蚀了他俩的心气。
串串店在开业时聘了一个大爷和一个大妈做服务员，月薪1800元，把店里打扫、上菜、点单等所有杂活都干了，张家鹏和他的发小直接做起了甩手掌柜。两个人除了收钱，就再也没做过任何事。而梁子一直托大乐每个月初代自己到店里查账，大乐不懂账目，只是简单比对了每个月的营业额和成本的差额，算好分的梁子的那一份利润没有出入，便打道回府。
我换完护士服出来时，小杜告诉我：“护士长，曾春花那个病人的婆婆说要还被子，我放在仓库里了。”
可运转起来，花销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忙装修的日子里，两个人都感觉自己得了健忘症，明明印象里没有花过什么钱，却感觉每天银行卡余额都在归零，连给汽车加油都开始斤斤计较，洗车更是直接省掉，全凭下雨。
他说可以先从村里私人收购点赊欠，拉来这里卖掉后，再把钱给人家，自己赚个差价，等于空手套白狼。
9月初，农户们又来要下一年的地租，大弟争辩说：“交了一年的钱还没干半年，怎么又要下年的钱？”对方说：“必须提前给，不给不行！”
接下来他的话能把我气死：“你成卡夫卡更好！没有钱你去给我借去，你总比我有办法！菜已经两天没浇水了，现在天又热，总不能眼看着那些菜干死吧？”
根据之前打探到的消息，街对面50平的商场铺面，一年的租金得要40多万。相比之下，隔条马路的凉皮店，这房租够显出“性价比”了。
同事示意我先把姜艳带出去，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那边的刘进就冒出一句“你个老不死的……”，抄起了桌子上的烟灰缸，径直向姜艳头上砸来。他的动作实在太突然，我只能一把推开姜艳，让烟灰缸砸到我肩膀上，烟灰和烟蒂落了一身。
签完《调解协议书》，刘平连儿子的面也没见，便打车离开了派出所。
2014年12月中旬，刘进因殴打他人又进了派出所，这次的受害者，正是他的父亲——57岁的某公司老板刘平。
但这一现象可以得到优化——李文道、李西营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出现的职业决策困难，主要与缺乏信息、错误信念、缺乏动机等因素有关。[1][2][3]
几年后，舒满胜“转运”了。武汉通往黄石的高速公路动工，其中一个出口从他们家的地皮上经过。很快，一个加油站盖了起来，至今都要付租金给他们家。
我和丈夫上班两三年，经常要帮衬双方家里，省吃俭用存下的钱总共才1000多，只得把这个钱拿出来给了大弟才算完。后来酒厂资金到位，他把钱取回，给自己的小家买了电视机、录音机，只字不提还钱的事。
发布的售价19999元的环绕屏概念手机mix alpha。余承东评价称，只是概念手机，没有实用价值。
再将目光看向相关度最低的专业列表。社会工作位居最末，相关度仅为40%，其后为文化产业管理、旅游管理，冶金工程等专业。
2015年春节前，在姜涛的要求下，我向上级汇报了刘进的情况，派出所和居委会决定组织刘平、姜艳和姜涛3人针对刘进的事情见面开一次座谈会，但协调再三，座谈会最终还是流产——刘平和姜艳都拒绝参加，理由很直白：这是他们的家事，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更不想为此惊动派出所和居委会。
自那天实地看过店铺后，梁子几乎每天都在微信群里嚷嚷着要收“金矿”。但毕竟只有铺面没有项目，租下来也是浪费钱，大家都劝他缓一缓。
梁子和大乐商讨过不少解决方案：在店里增加了零食品类；在店门口摆一些口红机之类的网红玩具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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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下来，只是倒一下，你有必要又雇两个人吗？还没挣到钱就雇人干，真是大老板做派！”
没想到梁子比我火气更甚：“做生意哪有不担风险的？我不能卖一辈子奶茶，我不去尝试其他方向，不扩大经营规模，怎么做连锁餐饮公司？怎么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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