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就在朋友圈刷到——“老天爷,请给我一套隐身衣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看见我了,而我可以选择看见别人,也可以选择不看见。关键是别人看不见我,所以我也不用害怕了。也许我该把自己包围起来,没有任何人可以看见我,我会觉得很安全……”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怕张院长询问,但实际上我想多了。当我和师姐将材料送到张院长办公室时,张院长完全没看材料就签了字,还跟我们谈笑了一会儿;接着,我们到隔壁办公室盖章,保管印章的行政人员在看到院长的签名后直接盖了章;到了财务处也是一样,范处长直接签字,然后去盖章,没人审查。
江菲站在主卧门口,怔怔看着忙于清点财物的父母。听到母亲问起电饭煲,她默默地想,明明哥哥都跟妈说了那人是翻窗出去的,抱着电饭煲怎么翻窗?难不成把锅顶在头上?她觉得有点滑稽,噗呲一声笑了。
我没见过这样的女性,实在想不出来,拥有这种幼稚念头的中学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
黎南松的眼睛一直望着天花板。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又好像知道他在看什么,他就这么一直看着天花板说话。
她说,自己当初考师范也只是为了跳出农门,1994年,20岁的她去了一所乡村小学,两年的村小教师生涯单调、乏味,同事堆里,她感觉自己格格不入;班里的孩子淘气、刁蛮、无视纪律,也令她不胜其烦。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简陋的宿舍里嗑瓜子、练字。字没有练好,门牙却硌出了两条缺口。她憋闷坏了,很快,亲戚给她介绍了对象,一名乡镇中学教师。
2017冬,我在黑龙江绥化地区的一座小镇边缘,守着一家加油站。加油站周围荒凉冷清,生意也不景气,多数时间我都憋在屋里看书上网。
好在老太太只是想演演戏,并没有真的结结实实地撞上去。看到老太太自己坐了起来,刚才还在发呆的两兄弟接着又动手打了起来,叫嚷着是对方害了妈妈。
李东递给我一根烟,劝我以后最好不要再这么报了,有风险。我没有接烟,不满地说:“你导师的课题组不也常这么报账?”
每一个刚踏入医疗行业的人,或许都有一种信念——每一个病患,每一个病种,都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只是没人知道,到底,人心该怎么解释。
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美,我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老姚递过来一个眼神,我赶紧逃也似的跟着老姚出去抽烟了。
我气不过,径直去了她的办公室,结果自然话不投机:她让我先去把账报了再说,而我则让她说明不能签字的原因。我们争吵起来,我忍无可忍,心想这又不是什么名校的研究生,何必如此低声下气?
第二天的“放大院”,“纺锤”一直在老康身旁转悠,想跟他搭话,但老康就是不搭理她。老康不断回答别人的问题,语速越来越快,额头少见地挂满汗珠。忽然,他一探手,把站在旁边的我往前猛地一拽,指着我跟“纺锤”说:“呐,这个是心理治疗师,你有什么跟他说。”
“把窗户锁上他就进不来了。”江菲这样想着,鼓起勇气往窗户边儿挪,尽量不去看窗外那张脸。
“我不知道。总之她死了。有时候我会看见她还活着,照镜子的时候……”
大姐脸上出现一阵疑惑,继而对我说道:“我们不常走动。她教书很多年了,离过两次婚,没有孩子。”
2018年5月中旬,李老师主持举办了一个“地区研究研讨会”,并邀请了北京和上海多位教授和专家——他们大部分都是李老师的同门。忙活了3天,研讨结束后,又有一批经费需要报销,除了经常报销的差旅费,还需要报销场地费、餐饮费、专家讲座费以及专家咨询费等等。
韦丽的“努力”不是说说而已。面对工作,她没有怨言,生怕别人说她不勤快,经常主动要求护长委派任务。护士夜班是常态,大部分上了夜班的护士,巴不得立刻回家睡觉休息,但韦丽上完夜班,白天还要跑去参加院内院外的培训。
开庭时,制药厂也对乌老板发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他赔偿因虚假宣传给药厂带来负面影响的经济损失。
大姐放心不下,以借书为由去学校教师公寓看她,敲了好久的门才进去。
“但是,你发送的是电信诈骗短信,并且已经有人上当了,属于刑法中‘造成严重后果’的范围。被你骗的都是上年纪的老人,那可是他们的养老钱啊!”
案件随后被转至分局经侦查大队,经侦民警去了制药厂,该厂销售部总经理却对假电台一事毫不知情。此前他们也得到消息,称该保健品在市面上有虚假宣传,药厂也向辖区工商局报过案,但因代理人众多,再加上层层分包,工商局很难查。
这话一出,参与讯问的蒙古族民警气得脸都变了色,可陈文静却继续说道:“没想到,你们这么敬业,我刚来才第三天,就被你们抓了。”
我一时记不起黎南松是谁——其实老家好多人我都不认识的——他们就告诉我,只有警察过来调查的这两天,大家才正儿八经地喊他名字:“就是那个头脑不正常的背尸佬,作孽。”
老康当时还不够格进入专家组,但他对专家的结果“不屑一顾”,充满质疑,决定自己去从头了解韦丽。“这一了解,我知道了,没那么简单”。如果按照精神障碍来治疗,韦丽从此就死死打上了“精神病”的标签。
此后,她的讲述依旧并不主动,明显带着犹豫和畏缩。我想缓和一下气氛,就先问了问她这么多年的“教育心得”,没想到她却说,“虽然做了25年老师,可我却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教育者,但凡有其他技能,我早就跳出这个行业了。”
维权,称自己花200块买的电脑桌8天没有送达,引发全民对王思聪的“反差萌”好感。
听到这里,我看着老康的眼睛,拉回他的注意力,问出那个一直环绕在我心里的疑问:“你为什么对韦丽如此了解?这件事,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
当时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发短信的价格是每条1毛钱,而孙红卫的伪基站发短信每条只收1分钱,推销广告成本很低,对商户来说,几乎可以算是“白送”。于是,一夜之间,孙红卫在小城就出了名,各行各业的商户、企业都来找他“合作”。孙红卫跟每个商户、企业依旧会认真开具“合作协议”,还会开收据——当然,这些协议和收据,也都成了后来给他定罪的重要证据。
案发的那家人说,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可以出面作证,“我们没叫他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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