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冬的一天，侦查员和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坐在车里，屏息凝神，听着车载电台。电台里一名自称“世界药品研究协会中国研究院”的“陈院士”在介绍一款新型治疗中风后遗症的药物，言之凿凿称该药“治愈率达到99.8%”。紧接着，主持人又连线了几位“患者”，讲述他们购买此“神药”后的效果，每个人都对陈院士感恩戴德……
老康每次一踏进大院，便会有十来个病人一窝蜂围上去，七嘴八舌，问着各种问题。老康的业务水平很扎实，往往几句就说得病人“深有感触”，那些治疗多年似乎“看不到希望”的病人，听老康讲话，也会连连点头。
“但是！”老康突然看着我，“如果压力一直环绕着一个人，日积月累，加上药物的副作用，能不能逼疯一个人？而逼疯他的人，犯不犯法？”
而让人笑场的城市。在全国的二三线城市battle里，它并不出圈，只有在提到房价和改名失败时不得不占据一席之地。
“我爸总把他那个弟弟当个宝儿似的，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提起二爹没考上大学这事儿，还总说‘志雄是有大能耐的人，就是缺了点运气’。他就是不肯承认，他付出所有心血去供养的弟弟其实就是没用。
我拿到的一大堆机票、住宿发票以及餐饮票据，确实都是这次研讨会的票据，但李老师从电脑里导出的专家费用表中，有2位专家并没有参与讲座，需要报账的报销单中，很多数字也不对——比如场地费，多出了3个场地，用车次数也多出很多，没有实际票据来证明。
她两条眉毛一分，一脸赞赏的表情，转而瞪了一眼电脑后面的少年，“他能考上大学我就谢天谢地了！”
老康快50岁了，但两目清澈，非常帅气，乍一瞧，会以为他是个30来岁的朗朗青年。他是南方某着名医科院校硕士，毕业后来到我们医院工作。听闻他33岁左右就评上了“主治”，参与过科研小组，年轻有为。
小区是2013年建成的，放置假电台的屋子还是毛坯，水泥抹的地面，两张小板凳上放着银灰色的金属机箱和附加设备，一条长长的老旧插板给整套设备供电。除此之外，这个售卖假药的“窝点”里再找不出什么东西。
“这样也挺好，省得过户成功后那家人反悔了，那这房子可就再也要不回来了。”老爸在一旁感慨。
黎南松说他母亲常年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待在家里便会反复发作，说“四方盒子压住了她”，用手掌劈墙，拿头撞门，也从不去厕所，随地大小便，还有几次差点烧了房子。前妻也是因此才离家出走，后来双方协商离了婚。
随后，孙红卫又向民警乞求：“我这事千万别告诉我女儿，她在英国留学，我怕影响她的情绪……我也不知道要被判多少年，但我出狱后，一定要邀请所有办案警察吃饭，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了！”
当时孙红卫接触的伪基站设备还是“第一代”，前身是以色列军方研制出的一种即时通讯设备，机器个头硕大，仅能覆盖50米左右的范围——也就是说，只有方圆50米内的手机用户才能接到伪基站强制发送的短信。
江菲站在主卧门口，怔怔看着忙于清点财物的父母。听到母亲问起电饭煲，她默默地想，明明哥哥都跟妈说了那人是翻窗出去的，抱着电饭煲怎么翻窗？难不成把锅顶在头上？她觉得有点滑稽，噗呲一声笑了。
“那是不是有人在你的房子里犯罪你也不管？你就没和租客签个合同留个联系方式啥的？”
“嗯，还好吧。我以前在一家公司的经纪业务部门上班，虽然是后台业务，但跟客户也有些接触，基本的社交没多大问题。”我来不及多想，直接回答。
可即便如此，也没人念着黎南松心善对他好些。所有人都认为，只有最没用的人才会去背尸体。而且从那以后，只要是黎南松递出去的烟，绝不会有人去接，更没有谁会跟他握手。
为赶快完成“任务”，第二天我便跟师姐一起到图书馆捯饬这份教改课题了。根据李老师的研究方向，我们先是将课题定为“21世纪以来的大国关系演变研究”，并将我和师姐的名字加入到课题组成员里面；然后，我们按着原有课题的大纲和格式“写”了一份长达25页的报告——实际上只是改了下日期和名字而已；最后，我们又打印了十几份调查问卷，由我和师姐分别填写，“证实”确实进行了这次教改活动并得到了同学们的反馈——当然，为了字迹相似，我和师姐是左右手换着写的。
在我们侦办伪基站案件时，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竟发现了一个“假电台”。对于刑警们来说，这也是个新鲜的东西，甚至有些侦查员原先也认为，在电台里偶尔听到的卖药广告，是制药公司和电台合作播放的——现在才知道，不光药是假的，原来连广播电台也是假的。
“没事，”我看了看表，离“收大院”还有一些时间，“你继续说吧。”
基金会称，为了更简单、快捷地批出应急钱，只接受网上申请。如业界人士在申请过程遇有疑问或需要帮助，饮食业界商会组织可提供协助。
看起来一切皆大欢喜。可过了几分钟，李老师又交给了我和师弟一份教改课题材料袋和报账单，让我们趁财务还未关账，赶紧把新的教改课题项目资金报销下。
大家纷纷感慨：“我寻思怎么手机突然没信号了呢，原来是收到诈骗信息了！”
“医院也要讲道德啊！”老康据理力争，“就这样把她按照精神障碍来治，那害她的人呢，就没事了？”
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有关“房改”的新消息，油田房产的登记工作也本着“由易到难”的原则缓慢地进行着。无数跟我一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房主草草签了单位要求的各种手续材料，虽然价格极低，却也毫无办法；而一大批和小美一样的职工，坚持“不签字、不同意”，并等待着油田和北城市的新政策。
“虽然要多花点过户费，但总比不明不白强啊！”排在我后面的大姐解释道，“从去年开始我这心就一直吊着，政策一天不出，这就一天不安心。”
临床上尚没有证据能证实长期服用百忧解会让一个人成为精神病患者。最坏的副作用，无非是让一个人激素水平紊乱，精神状态差，无法正常工作、生活。
老康明白，这是希望他不要再插手了。但他还是想为韦丽努力一下：“院长，病人之前有服药史，时间不短。既然有服药史，就应该有诊断，不能这样算了，不然……”
“你的上线让你来我们这城市里发诈骗短信，你被抓了，然后他们拿着赃款去快活……你觉得等你出狱，你的上线会管你死活？”
“小康！”院长关上门，声音小而又急切，“你大好前途，不该管的事，你管它干什么？我们这里，只治病，不断案，你别把自己陷进去了。”
“医院也要讲道德啊！”老康据理力争，“就这样把她按照精神障碍来治，那害她的人呢，就没事了？”
韦丽又被“安排”到档案室，每天整理出入院病人的病历，这个岗位只有她一个人，除了来拿病历的家属，没人可以交流。此时的韦丽体型已经完全走了样，丝毫看不出以前青春靓丽的样子，思维状况也愈来愈混乱，没有人说话倒还好，一与人交流，常呆在半途，怎么也回忆不起之前说了什么。一些难听的话传到她耳朵里：“韦丽怕不是神经了吧，说话磕磕巴巴、颠三倒四的。”
维权，称自己花200块买的电脑桌8天没有送达，引发全民对王思聪的“反差萌”好感。
她说，自己当初考师范也只是为了跳出农门，1994年，20岁的她去了一所乡村小学，两年的村小教师生涯单调、乏味，同事堆里，她感觉自己格格不入；班里的孩子淘气、刁蛮、无视纪律，也令她不胜其烦。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简陋的宿舍里嗑瓜子、练字。字没有练好，门牙却硌出了两条缺口。她憋闷坏了，很快，亲戚给她介绍了对象，一名乡镇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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