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专门受理涉及互联网平台的11类案件。吴永宁的律师选取了7家在北京的短视频平台进行起诉，终于在2018年11月底被告知：立上案了。
这次我不打算在网店平台上接单，而是选择到各学校的论坛和贴吧上发广告。一开始，每发一篇都会因为“含有敏感词”而被系统删贴，后来，我尝试将敏感词用拼音或同音字替代，尽管发文成功后几个小时内还是会被管理员发现并删除，但由于论文代写的需求实在太旺，在广告得以“存活”的短暂时间内，还是会有客户找上了门来。
叔叔摆摆手，直说一定会尽力的，便带着我和老郑的侄子走向保安。叔叔走向前，拿出证件对着保安说：“我们是记者，我们接到……”话还没落音，一个保安突然冲出来抢过叔叔的证件扔在地上，用脚踩在下面，揪住叔叔的衣领，怒吼道：“老子打的就是记者，你有种敢上前一步！”
既然生猪养殖业的污染是粪便直接流向地表水体所造成的，那么将养猪场从沟渠、河流、湖泊旁边迁出去，似乎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
收入的增加让我自信起来，跟女友的关系也在改善。只是我一直没告诉她我在“做兼职”，怕她知道后会看不起我。
发布《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称，最近一段时间， 集团在资金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薪资缓发、社保缓缴等现象，给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对此，他深表歉意，并表示主要责任在其本人。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国栋的眼眶有些发红，“我不是不给他治，我问过医生了，他这种情况治愈率很低了，治疗费用再加上后期的开销大概在20万左右。我要是有100万，说什么也要给他治，但是我现在只有十几万，我就是全给他用，也不够呀！再说我还有洋洋，他是我后爹，但洋洋是我亲儿子呀，我不能冒这个险……”
高二那年寒假，我回村碰到跟国栋一起去上海的俊涛，问他在那边混得怎么样。俊涛却说，“咱也没学历，就是个打工的，卖点力气，攒点钱以后回来开个店算了。”
随后，他又“教育”起我来，“公安、纪委、检察、法院、宣传，这几个强势部门都不能得罪。而且，还要和这些部门的人搞好关系，见着他们都得客客气气的，递烟点火、倒茶赔笑。我们总有需要强势部门帮忙的时候嘛！还有，纪检部门可以随时找借口调查我们，政法系统也可以找个理由抓我们，宣传部门是专门管这块的，更是不好得罪……”
我们相互加了微信，他开始发语音向我哭诉：“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他，只给了他一点定金，后来他发给我初稿，说他家急需用钱，让我把尾款先结了，后面会帮我修改。我看他初稿还不错，他又催得急，就把钱都给他了，结果他拿了钱就联系不上了……”
许娜这才熟练地将酒杯举到胸前，一只手轻轻抚着下颚，摆出一个职业性的微笑。
李俊山早在上大学时就出柜了，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说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员工内部统计的数据显示，初步估算，全集团除部分高管，已有接近7000人被拖欠了五个月的薪酬，预计欠薪额度每人最低十万元起。
不过一旦政府补足粪污处理设备建设的启动资金，为养殖场户提供理想的技术模式，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大规模养殖户将有可能率先实现盈余，而中小规模养殖户仍将继续倒贴。
“别想着去新闻单位干什么记者，你这文凭不行，即使进了新闻单位，一个月不过几千块，人又累。跟着我干，保证你的生活好过你同学……”
大明叔家的院子里种着一棵桃树，上小学时的一天，我和小伙伴心血来潮，翻墙头去他家偷桃子。我们刚爬上桃树，大明叔就突然回来了，大家吓坏了，一位同学直接从树上跳了下去，剩下我们几个爬得高的愣在树上不敢动。
那个月，吴永宁给老家的母亲寄回1500元。第二个月人在工厂里就没影儿了，“才（
李村长一进门，就笑呵呵地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包“和气生财”香烟分给我们，叔叔拿着烟，故意问了一句：“你就是这次当选的村长？”
这对半路父子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是在2014年。那时，吴永宁的母亲身体情况尚可，“可以自己做饭、收拾屋子，只是比较慢”，冯福山也就动了出外打工挣钱的想法。
冯福山说自己当时就有了不详的预感，失了魂一样，“有别的亲戚，说我那几天脸色黑黑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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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专门受理涉及互联网平台的11类案件。吴永宁的律师选取了7家在北京的短视频平台进行起诉，终于在2018年11月底被告知：立上案了。
老婆却说：“不行，我们以后要生小孩，生小孩的费用，奶粉钱、幼儿园、辅导班，这些怎么办？现在我们爸妈还能自己赚钱养自己，过几年他们干不动了，我们还要给生活费。你每个月光还房贷就要花掉工资的一半，剩下的钱哪里够？”
半个月后，叔叔便带着我一起去接任务。那天，我们要去一个距离县城很远的小山村，有人举报说村长选举涉嫌违法。
2011-2015年的《环境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在工业、农业和城镇生活三个废水有机污染排放源里，农业源一直占到将近一半，其中畜牧养殖业的污染又占到农业源污染的95%以上。
国栋刚跪下，我奶奶马上去扶住，“你让孩子跪啥，娃呀，想吃啥就给奶奶说，奶奶给你做。”
既然大规模养殖场能以最低的污染和最小的资金缺口赚到“猪粪钱”，那么引导养猪业往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智能养殖发展，用“有钱赚”来调动养殖户自发治理猪粪似乎是比较好的办法。
云青私下跟戴方维开玩笑：“要不然你认真考虑一下？人家在南京有别墅，还开奔驰的，省得她天天念叨了！”
大明叔走后，国栋想让俊花婶子搬到县里去，说了好几回，但俊花婶子怎么都不肯去。
那时，吴永宁的生父因病去世好几年了，吴永宁的母亲有些精神方面的疾病，这些冯福山都知道。冯福山说，他也不懂要办什么手续，还是年轻的吴永宁帮忙跑前跑后，办了结婚证和独生子女证明。后来，又是吴永宁张罗着在镇子上给他们办了婚礼，请了些双方的亲戚，还说“把这事搞定了，我也好叫你爸爸”。
果然，一到村部，叔叔就带着我直奔村支书办公室，进门就喊：“谁是村支书？”办公室一男子立即站起来：“我是。”
当时我尚年幼，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具体什么感受也不太会表达，但之后就不跟他一起结伴上下学了。
去年合作过的中介这几天一直在给我发信息：“亲在吗？你还接单吗？单实在太多，写手不够用了，今年稿费涨价了哦……”
去年12月初，我去县医院看望大明叔，大明叔见我还是一脸笑，“你咋来了？我这没事，你婶子非让我在这住着，就是有点炎症，回去养着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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