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医院还只有一个妇产科；两年后，医院急速扩张，盖起了十几层高的门诊楼，我们妇产科被重新划分为妇科和产科；2006年，我们产科又分成了两个科；2010年后，分成四个科。
我换完护士服出来时，小杜告诉我：“护士长，曾春花那个病人的婆婆说要还被子，我放在仓库里了。”
“不收钱就行，那俺们就先盖着，夜里就不用披俺那破棉袄了。”听闻，老人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谢谢了，俺们光碰见好人呐！”
一晃到了2008年，有一次，大弟给我打来电话，听声音似乎他心情不错：“咱妈一辈子受苦，手里从来没有过钱，我打算给咱妈专门存一个存折，每月往里面存一定的钱，回去后给她，也让她高兴高兴。”
我不禁有些佩服这俩老家伙：天衣无缝的配合，一松一弛的节奏，哪里看得出是住了10年院的精神病患者呀。
同年，武汉的“三八妇女节”游行，18名女性赤身裸体冲进游行队伍，高呼“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饲料厂这样大量收购也就一两个月，满仓后，便通知停止收购。大弟那次赚了1000多元，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所以，当他听说城里的一家酒厂收购红薯干，便赶紧催我给他联系熟人，他想如法炮制。我只好找到酒厂干会计的同学帮忙引荐，人家很快就同意了。
最后，高考成绩出来，他才考了200多分，连最低的中专录取线的一半都够不到。他想复读，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当时家里除了我和他，下面还有大妹、小弟、小妹在上学，一家六口人全靠母亲一人经营那十多亩地，着实辛苦。
那时，丰胸所使用的填充材料是石膏，常导致一些女性患上癌症，需要再次手术。
大弟一意孤行，认准了种菜能发财，跟人家签了5年的租地合同。一年的租金、青苗费就花了七八千块——这几乎是他们一家全部的积蓄。种菜还没开始，钱倒花得差不多了。他把先前租的房子退了，在菜地中间搭了一间简易庵棚，把他泡豆芽的盆盆罐罐都拉了来，一家人住在庵棚里。
通报提到，刘自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之一，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应予严肃处理。
“应该是不会再做了，”他说，“一来这几年飞来飞去太忙，头发掉得实在有点厉害，感觉也很容易让人看出来；二来替考这个事情，我思来想去，也觉得不太好，而且上次那种恐惧的感觉，我实在不想再去经历第二遍了。何况现在我毕业能挣钱了，除了房子之外，我爸的药钱我也能掏得比较轻松。”
可我拨通他电话，还没问他近况如何，他扑头就指责我：“那时候，我在你养鸡场后面种菜，你要是多支持我点，我也不会到现在这样……”
没成想，老郑看起来气定神闲，其实是个臭棋篓子，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小文杀得丢盔弃甲，就只剩一个将两个士，外加一马一炮，苦苦支撑。
他说可以先从村里私人收购点赊欠，拉来这里卖掉后，再把钱给人家，自己赚个差价，等于空手套白狼。
90年代初，粮食系统是众人向往的好单位，许多人托关系，想方设法想进入其中，人员逐年增多。为了让这么多人有活干、有饭吃，我们局里要求各下属单位搞多种经营，开源增效。
“应该是不会再做了，”他说，“一来这几年飞来飞去太忙，头发掉得实在有点厉害，感觉也很容易让人看出来；二来替考这个事情，我思来想去，也觉得不太好，而且上次那种恐惧的感觉，我实在不想再去经历第二遍了。何况现在我毕业能挣钱了，除了房子之外，我爸的药钱我也能掏得比较轻松。”
幸好监考官最终没看出什么异样来，因为那本假护照确实做得太逼真了，不但“签证页”上的假签证、出入境章一应俱全，甚至整本假护照都专门做旧过，如果不是由边检人员去核查出入境记录，根本不可能发现有问题。
1985年大一寒假，我回到家里，看到在镇里高中上高二的他从学校带回来了一堆的书：既有《哲学研究》、《研究生学报》之类的学术期刊，还有《百年孤独》、《变形记》这样的文学名着。
2017年，老杨的媳妇从韩国回来了，他们举全家之力，终于在县城为四处惹是生非的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作为将来的婚房，月供3000多块。因为买房的事，老杨和媳妇有过争执：老杨坚持在村里为儿子买一块宅基地盖一栋有院子的房子；媳妇却认为必须到县城里买楼房才可以。
“财大啊？那没问题了。我专八也是在财大那个考点考的，那边监考很松，监考的基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爷子老太太，估计是他们退休的教授吧，反正也不认识我们。我到时候直接拿你的身份证、学生证和准考证过去就行了，连假证都不用办。”
病房的接待室里，老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颇为不安。他的儿子也戴着一副眼镜，手抓着膝盖，有些愤怒。
老郑在一旁闭目养神，一副高深莫测、胸有成竹的样子——我看明白了，他们这是在利用下象棋赌烟呢！
按理说，她这个年纪的孕妇，应该是面色红润、两腮圆鼓，甚至有了双下巴，可她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般凹陷着双腮，四肢纤细，全身上下好像只有肚子比正常人大点。我为她插导尿管，给她翻身时都被她的骨头硌了一下。输液时，她手上的血管也是清晰可见，一下子就扎进了她的静脉。翻看曾春花的病历，发现她怀孕前的体重是120斤，住进县医院的时候是100斤——也就是说，整整一个孕期，她不但没有胖，还瘦了整整20斤。
明骏感觉胸口猛地一抽——后来他告诉我，那时候他感觉自己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反驳的话下意识冲口而出：“你谁啊，胡扯些什么呢？！”
大弟没钱，又不会跟人家讲理，就把新买的柴油机抵给人家，然后就撤伙不干了。
“那是少数。”那人像是看出了明骏的犹豫，想了想，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飞快地写了几个字，然后一把撕下来塞到明骏的手里，“如果你想做，可以联系一下这个qq。”
我点点头，告诉她，查房和交待病情时都没有让金明明知道她是肝癌晚期，和她说的只是引产，孩子有问题，不能要了。
老袁闻声，举起的手若无其事地放了下来，表情收放自如，打了句哈哈：“过——吓唬吓唬你们。”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择偶坡度也是有限度的。毕竟一个男研究生也很少会去找小学没毕业的女性，而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性也很难找到一位男性博士生。
“还要我怎么帮你？以前哪一次没帮你？不都是白扔钱？”我怒不可遏。
而老杨却不走了。没人知道老杨为何不再前往西班牙继续他的大厨生涯，大概他觉得也挣够了，就想这样守护着自己的家安稳地过着日子。
一次他来，我提醒：“你看看我家里有什么，我和你姐夫从上班到现在就攒了这点钱。留着做家具用的，叫你一下子就花光了。”
老郑在一旁闭目养神，一副高深莫测、胸有成竹的样子——我看明白了，他们这是在利用下象棋赌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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