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肾内科治疗过程中，曾春花又出现了两眼上翻、昏迷等症状，再紧急转到icu。我和主任一起过去时，曾春花已经戴上了呼吸机，腹腔出血，主任和几个得力的助手又开始剖腹探查，查找出血点，经过手术治疗之后，2月28日，曾春花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这很奇怪，从全国范围来看，明明15岁及以上的未婚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4]，但在城市中大龄高知女性在择偶市场却处于不利的地位。
按理说，她这个年纪的孕妇，应该是面色红润、两腮圆鼓，甚至有了双下巴，可她却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般凹陷着双腮，四肢纤细，全身上下好像只有肚子比正常人大点。我为她插导尿管，给她翻身时都被她的骨头硌了一下。输液时，她手上的血管也是清晰可见，一下子就扎进了她的静脉。翻看曾春花的病历，发现她怀孕前的体重是120斤，住进县医院的时候是100斤——也就是说，整整一个孕期，她不但没有胖，还瘦了整整20斤。
见到老郑这副模样，老袁说他心里不落忍：“我跟他十来年的老伙计，只好告诉他，豆豆还小，还有很多机会弥补的。”
豆豆出生后，全家人曾带着他探望过老郑这个亲爷爷。老郑对孙子喜欢得紧，又亲又抱，还对儿子许诺：“爸一定在这里好好治病，早点出院，我想看着我的孙儿长大成人。”
一开始，正如他所猜测的一样，监考老师只是简单地核对了一下赵磊的证件，就放他进了考场。明骏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因此那3个多小时做得格外平顺。
“那你怎么瞒得过你女朋友？”我又追问道，“做家教挣出百万这件事情，怎么解释都太奇怪了。”
“合同签了，租金也给了，还能不干吗？你借给我几千块钱，我打井，再买些必须的东西，尽快种上菜，还能赶上早市卖个好价钱。”
那段时间，弟媳每天一早就到市场去卖豆芽，中途让大弟去市场送一次豆芽，以免卖完了续不上。可是，大多时大弟就是不愿去，弟媳只好收摊自己回家去挑，一来一回，耽误了不少生意。时间长了，两口子三天两头吵架。一置气，弟媳也不出摊卖菜，税收、市场管理费白交了不说，好好的豆芽也白白扔掉。
“我也不能乱开，那是有化验依据的。再说，质检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科长把关呢。先别说质量了，收粮食要大量的资金，你哪有钱收？”
老袁一发火，老郑的态度立即变得端正，悻悻收起照片，不再炫耀。
我们科有个小护士，刚刚上班时不晓得其中的厉害，爱美的她上夜班时还穿着一双带跟的皮鞋，第二天脚底就磨出了十几个水泡，从此上班时只好乖乖地穿起无跟护士鞋——每上一个夜班，一个护士常规的工作包括测体温、量血压、输液、换液、起针，中间还有半夜住院的，要输入住院记录、抽血等一系列入院程序，一宿下来走几万步是常有的事。还有冲洗阴道、灌肠、吸痰、通乳这些专属于我们的产科的脏活、累活，许多新上班的护士早上8点交班时，都冲着主任抹眼泪。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可事后他兴奋又神秘地告诉我，那个竹签是他趁人不注意，卸货前故意塞一个在磅秤下面的，这样能多算一包玉米。我瞪他一眼——但也不能拉他去把多拿到的钱还了惹一身麻烦，只能训斥了他一顿，让他下次不能再犯。
“那是少数。”那人像是看出了明骏的犹豫，想了想，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飞快地写了几个字，然后一把撕下来塞到明骏的手里，“如果你想做，可以联系一下这个qq。”
我愣了一下，明骏倒是对我的反应并不意外，只是笑了笑，然后又给自己倒了半杯，向我讲起了他做“枪手”的前前后后。
我想到这几天出院的两个孕妇：28岁的曾春花，31岁的金明明，她们都是如海棠花般的年华。
我拿着盒饭去走廊的时候，曾春花婆婆正坐在垫子上拿着一个干馒头啃着。我把盒饭放到她那个搪瓷缸子旁边：“大娘，你还没有吃饭吧，别嫌弃，我们科多订的一份饭菜。”
“我不考试，我们是代考中介。”对方飞快地回复，“我们在网上发现了你的代考广告，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团队。你只需要去考场考试，其他包括寻找客源、办证件、安排考场、售后，我们都一条龙代办了。”
一开始，正如他所猜测的一样，监考老师只是简单地核对了一下赵磊的证件，就放他进了考场。明骏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因此那3个多小时做得格外平顺。
在所有的帖子中，“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两类词出现了90064次，其次为描绘自身感受的“感觉”一词，它出现了63342次。
明骏是我的高中同学，这些年也偶有联系。在我的印象里，明骏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不是太好——父母亲都是下岗工人，父亲更是多年沉疴缠身。不过“寒门出贵子”，明骏不仅自小成绩优异，而且语言天赋尤其卓越，高考之后便顺理成章地进入本地最好的大学的英语系。
他们两口子指望着那片豆角能卖上个好价钱，可是，上市前，豆角生了许多腻虫。大弟买了农药打了两次，怎么也控制不住。眼见辛苦劳作成果就要白费，他仰天叹道：怎么干什么事就这么难呢？
[5] 易松国. (2008). 从择偶坡度分析城市女性的婚姻挤压-以深圳市为例.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7(3), 77-81.
“那你们找另外一个去啊！”老郑的儿子手一挥，站起来，“这又是我们家属的问题？”
还有一些人，因为自身的年龄问题，即使遇到不是很满意的相亲对象，还是会犹豫是不是要将就一下。甚至有人发帖吐槽称还没见面的相亲对象就问了一句年龄，就以大龄为由拒绝见面。
王芳说起曾春花的丈夫：“我们查房时，他一直追着主任问病情，说着说着还掉眼泪了。早干什么去了？现在害怕了。”
城市中的相亲问题有其自身的特点，城市“剩男剩女”的流行和城市发展密切相关。
“而且对于这种考试，就算作弊，大风险也不在我这边。”明骏告诉我。他后来才知道，在这种境外留学相关的标准化考试上作弊，“枪手”实际上根本不用承担多大风险。因为有“关系考场”，所以舞弊行为其实很难被当场发现。
“中介会提醒我们，进考场的时候，最好贴身带几百到一千美元的现金，以备‘不时之需’。不过那边确实一般也查得松，所以虽然钱我每次都带，但从来就没有过用的机会，也没看别人被抓过。”
“是为了豆豆吧。”老乌当时心里已猜了个七七八八，但还有些疑惑，“他孙子不是早就没了吗？”
老袁对老郑的奉承颇为受用，分烟的时候，会给老郑一整根，其他人只能给“一口”。久而久之，老袁成了大院里“威望”最高的“话事人”，而老郑，就是他最忠心的“马仔”。
“大娘，你别客气！住院花销大，你拿着吧！也不能老吃咸菜。”不等曾春花的婆婆再推辞，我快步走回护士站。
“尽可能高一点肯定好些。但不要满分……不然看起来就太假了。”赵磊说。由于美国研院的招生委员会鲜少对能在gre这种考试取得满分的学生报以青眼，反而还会认为这样的人“书呆子”或者“有作弊嫌疑”。所以，考生往往会更希望自己的分数能落在一个离满分一步之遥的位置上，“话说……我该给你多少钱？”他又问。
“我不缺钱。”老郑的儿子说，“我家里也住不下，他只能待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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