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需求，就必然有满足需求的产业，论文代写正是如此。高校毕业、职称评定、升职加薪、形象镀金等等，都需要论文。
去年12月初，我去县医院看望大明叔，大明叔见我还是一脸笑，“你咋来了？我这没事，你婶子非让我在这住着，就是有点炎症，回去养着也一样。”
叔叔从包里拿出一个证件对着男子晃了一下，“我们是纪检部门的记者，接到村民举报，说你村村长选举违法，来了解一下情况。”
这句话反而把我憋住了，只能应承着，“你这说的啥话，你是我哥，我咋能看不起你……”
既然大规模养殖场能以最低的污染和最小的资金缺口赚到“猪粪钱”，那么引导养猪业往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智能养殖发展，用“有钱赚”来调动养殖户自发治理猪粪似乎是比较好的办法。
据学者研究，本世纪初中国几大畜禽养殖产业中，生猪粪便造成的废水有机污染占到畜牧养殖业的30%以上。
对方的qq名是“降重学姐”，“学姐”发给我一份审核登记表，让我填上学历、学校和专业。填写的时候，我特地在“本科”后面打了个括号，写上“一本”，觉得这样或许能让我提高通过的概率。
2005年的夏天，在老康的鼓动下，叔叔从乡政府辞职，加入了事务所，自称为“维权者”。没多久，又另起了炉灶，依托着此前十多年的乡政府工作经验，这家明面上是“信息咨询公司”、私下里却是帮人维权的公司，很快就在全县树立起了不错的口碑。
那时，单位并未给我们几个记者划线口，而是直接划片区，并给我们定下了考核任务——每个人一年要拉到100万的广告费，超过100万的全属于自己。这在我看来并不是难事，相反我自己的“维权”事业更能借势而起。
“这……是不是有点伤天害理了？”相比起之前的业务，这种做法一时让我十分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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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里，吴永宁和另两名男子一起，他自己拿着gopro，对着镜头说：“今天这个楼虽然只有20层，但20层也是很危险的。楼下要门禁开门，我走楼梯上来的……我觉得最好爬的楼就是我们老家这边的居民楼，每个楼都能上来。”
数读菌根据相同的官方指标对近5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估算，也得到28.8%的结果。分析下来，生猪养殖业的废水有机污染排放量几乎等价于整个工业系统，确实不得不加以整治。
从现场痕迹看，他还爬了10多米。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家人、女朋友一直在一刻不停地在给他打着电话，但手机并不在他身边。
也就是那个时候，一大批打着“中国”旗号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中，诸如“中国法制维权网”“世界维权在线”“中国监督新闻网”“中国法律审查网”之类的假网站比比皆是。那时候，也正是假记者的黄金时代，一大批职业维权者借着互联网的便利，犹如过江之鲫般开始了网络维权生涯。
除了打包“月签”，还有一种获利模式是直播。在直播间里，观众如果给吴永宁“刷辆车或者刷朵花”，都需要真金白银去买，app会和吴永宁分成。
令我惊讶的是，她不仅没有鄙视我，反而觉得我十分上进——“那我们可以考虑按揭买房了”。没错，钱有了，婚姻大事是该考虑了，而挡在结婚面前的就是房子。
“不需要研究，无非就是东拼西凑罢了。只要掌握了套路，一点都不难。”虽然我看不到自己的脸，但我知道那时我就像一个暴发户，神气得令人不爽。
经过“学姐”的简单培训，我很快就掌握了技巧。“降重”的方法有很多，可以将某些词替换成同义词，也可以将语序前后颠倒，或将句子扩写、缩减。
其实那时候吴永宁已经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他在微博上上传的视频，单条就有过百万的点击量，在其他短视频平台上也粉丝者众。他也开始做直播，两三个小时的攀爬过程被全部记录下来，然后对粉丝打赏的金额提现。
阿利觉得改变人生的机遇正在向他招手，那天以后，他便无心工作了，总是在上班时间跟我讨论做论文中介的事情，在他的怂恿下，我也有点心动了。
[11] jwview.com. (2019). 付一夫:猪肉涨价，不能全怪非洲猪瘟.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jwview.com/jingwei/html/09-06/257073.shtml [accessed 12 oct. 2019].
但当律师去案件发生地、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立案时，却被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是“不属于本院管辖”。法院建议律师去吴永宁的户籍所在地宁乡市人民法院起诉，可等到了宁乡市人民法院，还是不予立案。
根据调研得来的数字，在现实情况下，大中小规模在粪污处理上每年将分别造成每头猪1.96、10.01、12.58元的亏损。
“从郭老师家出来，我毫不客气地跟她说，看看你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你怎么现在变得越来越假了？她不屑地回敬了一句：‘你懂什么，那是公司的包装话术，没这些怎么吸引粉丝？’不过她也没生我气，回头还是会来找我，给我寄南京的小吃，大概也是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学跟外面的‘那些人’不一样。”
网友的担心也很多：“我们不能再点赞了”，“强烈要求封杀此人号”，“真不知道这是在宣扬什么”——类似这样的留言并不在少数。
许娜仿佛并未意识到我的婉拒，意犹未尽地说：“如果事成利润至少在千万以上，到时我们按10%给你提成。”
随后，他又“教育”起我来，“公安、纪委、检察、法院、宣传，这几个强势部门都不能得罪。而且，还要和这些部门的人搞好关系，见着他们都得客客气气的，递烟点火、倒茶赔笑。我们总有需要强势部门帮忙的时候嘛！还有，纪检部门可以随时找借口调查我们，政法系统也可以找个理由抓我们，宣传部门是专门管这块的，更是不好得罪……”
2012年前后，我向叔叔辞行，来到长沙。在耗费近10万疏通关系后，正式成为某网站驻湖南记者站的采编人员——虽然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但有了正规媒体的身份，多少还是让我有些安全感。
第二天一早，许娜又生龙活虎地醒来，仿佛昨天晚上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大家要收拾行李退房了，她还坐在一边玩手机。李俊山去催她，她不耐烦地摆摆手，露出一个暧昧的表情：“我这一回去马上要成立公司当董事长了，手上事情太多，个个十万火急，你们就不能等会儿嘛！”
等到了五六年级，国栋就开始经常被叫家长了：不写作业、迟到早退、不参加值日，还有一次是因为去地里偷别人家玉米被抓住了。等临近小学毕业，还差点被学校开除——他直接把班里一个同学的腿给打折了——原本两人只是课间打闹，后来闹红眼了，国栋仗着自己身形大，便把那个同学撞倒后，一板砖砸到了同学腿上。
由于订单实在太多，他又花了3000块招了一个大学生兼职客服，负责上午的接单工作，而他每天睡到中午才起来办事，对比我们这些经常为了赶项目而不得不“996”的上班族，日子可要滋润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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