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先检视自己的穿着、态度是否有问题，如果有什么行为促使主管做出这种不当举动，我会反省改进。”
“行。我单位大姐说她爸妈最近转去的养老院就特别好，空气清新、管理正规，咱俩先去那看看。还有，江北那边是不是有个养老院也挺有名？”大姐担任领导岗位多年，一直都是个相当雷厉风行的人。
聊了一会儿，大姐知道我连轴转了20多个小时，催我赶快回去休息。我也没推辞。一觉睡到下午4点多，才被小妹叫醒，喊我去她家吃饭。
车主又跟我抱怨了一通他被“黑社会”威胁的经历，我让他来派出所报案，他口头答应了，但最终也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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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离开前，我们见了一面。他们去了一个发展远不如s市的城市，秦可暂时在一个生源不算好的私立中学教书，而学设计的猫猫也只能找到一个平台、待遇都差了几个档次的工作。但两人脸上一点都看不出惋惜，反倒都红光满面的。
2018年，“极客修”先后获得两轮融资。根据“极客修”官方公布的消息，截至今年8月，极客修已拥有1000多万用户，覆盖全国130个城市。
可年过完了，阿伟还是没回来，跟幺叔的关系也降至冰点，一度形同陌路。幺婶的病也越来越重了，初春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里，家里已经到了没米下锅的地步。
也许是因为情感的偏袒吧，这个事情让我给说成了这样。我也不知说的对不对，但确实是我现在想说的。
除了饮食生活习惯，家庭环境对大学生的身体素质也有重要影响。家长的教育理念、对子女身体素质的投资以及家长本身的示范作用，和大学生的身体素质都是正面相关，其中家长教育理念的正面相关系数在所有因素中数值最高。
“酒店很脏的，不要用酒店的东西，妈妈让你带自己的毛巾，你带了没有？”
猫猫连笑容都挂不住了，到了家，就问秦可：“婚礼都还没有办呢，为什么要‘昭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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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去找过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他们也说郑强“生性顽劣”，从小就是有名的坏孩子。居委会的治安干事和郑强姑姑住一个大院，跟我列举了一堆郑强从七八岁开始犯下的“劣迹”，什么往厕所里扔鞭炮，偷邻居的自行车……但当我问能不能帮忙看管时，那位40多岁的女干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管不了管不了，他这号人谁敢管？”
当初和她一起工作的男同事现在已经和她一样坐上了组长的位置，不然就是在大公司里担任营销宣传部主管，或者自行创立公司，总之都还继续在职场上工作，但女同事早已纷纷离开。
虽然金智英一直很想大声说，她也可以抬头挺胸走路，吃自己想吃的东西，这些都跟孩子的性别无关，但是感觉说了以后好像会显得自己更难堪，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偶然一次机会，我又在辖区的一家饭店遇见了郑强。他不知什么时候把自己身上纹得花里胡哨的，正在和一帮“社会人”在包厢里吆五喝六。席上还有几张我熟悉的面孔，全是辖区里的不安分分子。
原本，同期进来的四名同事感情非常好，虽然每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却从未有过任何摩擦。但自从两名男同事加入策划组，四人之间就产生了微妙的距离感，本来每天上班都会在线上聊天，这下也突然停止了；经常忙里偷闲一起喝咖啡的下午茶时光、午饭聚会、下班后定期的小酌等这些四人相聚的光景也不复当初；在公司走廊上巧遇彼此，只会尴尬地点头示意便擦肩而过。
回到家后，蒋贵第一时间就给小舅子打了电话，说起此事，让他务必把这些年扣下来的20万工钱还给他，并说零头和利息都不要了，“救孩子命要紧”。
袁谷立每天正常上班，和正式员工干一样的工作，但每月依旧领着1300元的实习工资。父子俩商量了一下，觉得与其这样拖下去，不如再寻个新工作。
我坚持拉她去派出所报案，她却像王科长一样连连摆手，说自己就想安安稳稳开个网吧，“干啥去跟抢劫犯一般见识”。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反倒是那个“大哥”一脸假笑地接了茬：“李警官，按说这个重点人口谈话，不能在公共场所做吧，重点人口也是有隐私权的 ……”
多年后，蒋贵他爸终于又坐回到了村里红白喜事头席。那些曾看不起他或者和他有过嫌隙的乡亲们，比如前任村长、小花的父亲，现在每每远远望见他，必会在几十米开外就急急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而后满脸堆笑地高喊一声“蒋主任”，走至近处，小花爸还会恭恭敬敬地敬上一支好烟，蒋贵他爸也不拒绝，接过来，将烟轻轻举到面前，一言不发地微笑着看着远方，小花爸心领神会，赶紧上前点火。蒋贵他爸狠狠吸上一大口烟，吐出烟圈后，这才朝着对方轻轻挥挥手，径直走开。
我把郑强叫出来，问他为什么一直躲着我。他推脱说自己是在忙“工作”。我指了指屋里，问那就是你的“工作”？郑强打着哈哈说，都是朋友，凑在一起吃饭聊天而已。
团队中年纪最小的她，每天早上都要收集新闻，摘取与公司产品相关的内容，加上标题制成简报。某天，组长翻阅了简报后，把金智英叫到会议室。
“你作为教师，应该有教师的威严。你的学生都没有专心听你讲课，之前妈妈询问你相关情况，你一直不反馈，直到今天妈妈才知道你上课的真实状况。学生不听课的情况，可以点名批评，或者通知家长进行教育……
蒋贵的生活瞬间陷入困顿，不但多年积蓄没有了，还替吴老四背上了沉重的担保债务。最糟糕的是，那时田地早已被征用，人到中年的他再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了，无论他送到粉条厂的土豆个头再大、质量再好，厂家门卫也都黑着脸，不让他进去了。
父亲去借了钱，勉强帮阿伟家还上了5万的赌债。阿伟因为买房子不久刚用去了一大笔钱，还要供房，之前手上存的几万块也在过年时被幺叔骗去赌光了，他执意给父亲写了张借条。第一次，阿伟在我们面前手足无措地哭了起来。
半个月后，老袁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去重庆了，问我之后的“季度谈话”怎么办。我告诉他可以改成电话访谈。聊了一会儿，老袁一直支支吾吾地不肯挂电话，好半天才怯怯地问我，以后给袁谷立打电话时能不能提前先发个短信。他说自己之所以舍近求远把儿子送去重庆，主要也是考虑那里没有人知道袁谷立犯过事。
我又按程序问了他一些诸如“是否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是否接受党和政府的教育改造”之类的问题。最后，问到他今后的打算时，袁谷立说自己还想上学。
自始至终，王科长和他嫂子都没报过警。我又去找了王科长的嫂子，说起之前网吧被人骚扰的事情，她也压低了声音说，“八成就是隔壁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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