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用记者的身份敲诈勒索是我们工作的常态，那么，借此去中伤一个人、搞垮一个企业，则是公司更乐意接的业务。比如，某个局的副局长要扳倒局长，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帮忙——这时就轮到我们登场了。
我才第一次见识到，有了正规的采访证件、专业的摄像器材，再加上中字头媒体做招牌的名片，地方宣传部门都非常愿意配合采访工作。有时候，如果被采访单位不愿配合，当地宣传部门还出面进行规劝——这些都是以前我享受不到的待遇。
叔叔摆摆手，直说一定会尽力的，便带着我和老郑的侄子走向保安。叔叔走向前，拿出证件对着保安说：“我们是记者，我们接到……”话还没落音，一个保安突然冲出来抢过叔叔的证件扔在地上，用脚踩在下面，揪住叔叔的衣领，怒吼道：“老子打的就是记者，你有种敢上前一步！”
2010年，叔叔的二手雅阁换成了奥迪，手机也升级到了诺基亚n8，我也买了一台雪佛兰。那时，公司的业务早已不再止步于家乡小县城，隔壁几个县我们都在大力开拓。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假记者。
“别想着去新闻单位干什么记者，你这文凭不行，即使进了新闻单位，一个月不过几千块，人又累。跟着我干，保证你的生活好过你同学……”
阿伟是带着小自己1岁多的妹妹阿丽一起走的——临出发去珠海前，阿丽一直央求阿伟带她一起走。
“我们辞职合伙创业吧！”当知道中介仅仅是接单然后转给写手就能抽走超过50%的稿费后，阿利兴奋地规划起了创业蓝图：如何装饰网店，如何发广告宣传，第一年要赚20万，第二年要赚50万……
10月23日晚，俞渝在李国庆的一条四日前的朋友圈下连发三条评论，曝光了诸多关于李国庆的劲爆信息。
我将名片放进口袋，打趣道：“大站长，怎么不在媒体干了？是不是那个大v陈杰人被抓吓到你啦？”（
从照片的信息里判断，她应该生活在南京一带，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歌唱比赛和真人秀节目。
按奶奶的讲法，大明叔的病跟他早年吃饭的习惯有很大关系。大明叔外号叫“六碗儿”，年轻时大家都这么叫他。那时候大明叔去隔壁村赶会，在亲戚家吃了六碗饺子，把很多人都镇住了，后来大家见他就说：“六碗儿，厉害厉害……”这才有了这个外号。
国栋在家嚷嚷着，说“想挣点钱还是要自己当老板”，还是大明叔，拿出了一辈子的积蓄，在县里给国栋开了家干果店，还买了套房。一家人都陪着国栋搬到了县城，大明叔平时就帮忙照看着干果店。
8月底回去没看成，等11月我再回村，刚进家门衣服还没有换，奶奶就匆忙把我往外推，“快去看看你大明叔吧，现在还在家呢……那个国栋，办的真不是人事，可咱不能少了礼数、也不能他不高兴咱就不去了啊……”
我忍不住打断他，“你咋能这么说大明叔呢？！他养了你这么多年。”
那年除夕，我问幺婶要了阿伟的号码打过去，时间已经接近零点跨年了，手机响了很久才接，我问他在干嘛，他说在和工友们一起在打火锅，很开心。
“这个账号运营了25条视频，吸粉2.7万，昨晚的直播成交近1万单，单价109元/件，变现100多万！”许娜不时会在朋友圈炫耀她的战绩，还会贴上和一些姐妹聚会的照片，自称加入了“千万身价女性俱乐部”。那些照片中的女人，无一不是锥子脸和大红唇，长相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我亲爹死在了矿上，我都忘了他长什么样了，只记得他每次从矿上下来，都给我带包奶糖。那时候，我爷爷奶奶不待见我妈，又听信了别人的闲话，说我妈可能外面有人，就霸占了我爹的抚恤金，把我跟我妈赶了出来。我妈不想走，让我哭着去求我爷爷，结果我爷爷就说，‘你别叫我爷爷，指不定谁是你爷爷呢。’你能想象吗？亲爷爷能说这种话，到头来，宅基地和抚恤金啥都没给我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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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花婶子思前想后，当天就找到几个本家，说无论如何也要把宅基地卖了，求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人想买，价钱可以比别人低点，但是要快，年前就要去北京。
在医院的长凳上坐着的那个下午，看着医院里来来往往的病人及家属满脸的愁态，我的心里满是惶恐。我甚至不敢开口问幺婶，不久前回家才见到阿伟，怎么突然就走到了这一步。
人的命运真是难说，奶奶说大明叔这一辈子没别的爱好，就好个吃，尤爱吃饺子，但那时家里穷，一般时候也吃不起。每年就等桃树上的桃下来了，去集市上卖了钱，当天晚上回家自己包点饺子。但是他手艺不行，最后煮坏的饺子比好的多。一直想说个媳妇，可家里穷，也没说上。
至于叔叔洗手不干的原因，w君一直没有说。也许是顺势而为，也许只是为下一代人着想，不想再继续干这种“种刺”的事了吧。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阿伟在摩托车后小声地对我说：“姐，我答应了我妈要考重点班的。”他的眼神里，写满了期待与坚定。
这些回忆是如此清晰，以至于我现在还经常忍不住想，那时候的阿伟，在全家亲戚面前都表现得像个天真无邪的大男孩，总是报喜不报忧，即便每次回家，他的衣服都常有破洞，肩膀上、胳膊上也满是一块块青紫的印子。那些难以说出口的过往，他是以怎样的方式遗忘，或者自我消化的呢？
今年3月初，大明叔走了。村里有个规矩，下葬的时候，会有一个外人扶着死者的儿子，一边走一边劝，“别太伤心，哭坏了身子”之类的。但那天，谁都不愿意去扶国栋，葬礼主事问了好几个人，都被拒绝了。最后，只剩国栋自己一个人哭着走在前面。
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多光彩的兼职，偏偏我这个人守不住秘密，赚了一点小钱后，总希望找人分享。
2012年前后，我向叔叔辞行，来到长沙。在耗费近10万疏通关系后，正式成为某网站驻湖南记者站的采编人员——虽然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欲为，但有了正规媒体的身份，多少还是让我有些安全感。
虽然做装修跑工地的辛苦程度不逊于当海工，但家里有两个劳动力，日子总会好过很多。再说，就算勉强去学校买个学位，那6000多的学位费他们家也拿不出来。为此，幺婶3天都没吃下饭，咳嗽也更严重了。
那篇论文我写了整整两个星期，可等到交稿的时候，她竟然说不需要了，“我找了其他中介，他们的报价比你便宜”。我听了气得不行，正准备发信息骂她时，发现她已经把我拉黑了。
还有一位中介，是一所大专学院的老师，他因为学历不高，不仅薪酬、待遇受限，而且职业发展也似乎没有希望，他老婆生二胎后，迫于生活压力，他接触了这个行业，从此他不仅不用再为职业上的发展苦恼，而且即便是拿着“死工资”，也能够依靠副业过得很好。
上高中时，我每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每次问起母亲阿伟的成绩，她都摇头叹气：“老师说他学习很努力，但成绩就是提不上来，也许不是学习的料……看家里经济也不好，还跟幺婶说，建议他读完初三别再往上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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