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你开玩笑的，我连火车票都买好了，去东莞进厂，有表姐带着，你放心。”
我爸一个文艺青年，能跟没念过几天书的我妈走到一起，多少还是因为自卑：从小面黄肌瘦就算了，兄弟三个就他没有眉毛。一向引以为傲的成绩，到了市重点也不过尔尔。他也向往爱情，却不敢打任何女孩的主意。
以前我跟奶奶有冲突，爸爸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灭火。可那一次，他就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气定神闲地夹着菜。新仇旧恨交织在一块，我把筷子一甩，气得外套都没穿就跑出去了。
村头张贴着养殖合作社分红的广告，是国家扶贫的项目，说是一人分一万块，实际上计划规模养殖的1000头猪只剩了200头，买的驴也死掉不少，广告上的钱一直没有分下来。
师傅对罗建国解释说，“同等责任”并不是简单的一人一半分担赔偿，而是在交强险以外开责，分摊赔偿费。如果是行人和机动车之间的事故，法官还会对承担份额做出偏向于行人的调整。罗建国需要承担的赔偿费用，交强险已经可以完全覆盖掉，他只等着收钱就好。
事后，严晓冬绝望地喊着“怎么办？怎么办？”说自己嘴唇都咬出了血。
没过一周，男房东又来了，进门后东看看西看看，然后来到厨房，当时我正在洗衣服。
高中毕业之后，朋友们各自干起了自己的事，李然则卖起了黑烟，专给小区住户或者地下赌场里面的赌徒们跑腿儿送烟，赚得不多，但在自己的朋友里面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然而童年的阴影、加上奶奶这些年持续不断给我灌输的“黑料”，让那时的我对于他们的分开，并没有什么遗憾的情绪。那一次，妈妈给我回忆起很多我们共同生活时的一些趣事，比如我如何变着法地想去舅舅家蹭饭；比如有次路过别人灵棚时，看到花圈觉得好看，吵着闹着要带回家……
很快我妈便怀上了我，生是自然不想生的，但这事被我奶奶知道了，奶奶咬定青山不放松，死也要把孩子留住。可我这个强留下来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把他俩拴在一块儿。
于是我就将平时说过无数次的话术又重复了一遍，什么处理责任问题、处理医药费，以及后面的评残、出庭等整个流程等等。听我说完，那阿姨急切地问道：“你们真能帮忙解决药费问题？”看着她那仿佛遇见救星般的眼神，我却感觉有些难以往下讲了，生怕让她失望。
“你怎么这么奔放？认识3个月就敢同居？”电话里爸爸的声音听着着实不太淡定。
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凭着90年代末在南方系报纸上发表过的一些豆腐块文章，转行做了文案。起步虽晚，薪资水平却也上了台阶。他的身形日趋圆润，粤语说得越发流利，过去那种小地方人的局促感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其实她的婚礼我本不想来的，可严晓冬再三邀请，说她就这么一个愿望。我是真的感激她，就还是来了，极力勉强自己要笑得自然些，却还是被严晓冬一句话说哭了。那天席间，她趁着人多且乱，把我拉到一边，问：“如果班主任没有压着那些信，你会接受我所有的好和坏吧？”
而从12英寸的macbook本身来说，虽然极致设计和轻薄是其立身之本，但性能短板毕竟是它的硬伤，这注定了12英寸的macbook相比于macbook air，在使用场景以及发挥灵活性上要逊色许多，放弃air，则苹果轻薄笔记本在市场上会出现一档空白，而砍掉12英寸的macbook，毕竟还有使用ipad os的ipad pro补位。
在家待了半年，我才被亲戚劝回校园。那是一所跟我一样落魄的学校，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校史里记载着考上清华北大以及在当省部级官员的学长，不过也是20多年前的事了。到我们这一批，能考上大学的都屈指可数。
罗建问起李然是做什么的，李然留了个心眼，告诉他说自己是“开赌场的”，“朋友没钱了，帮忙赎车而已”。
陈叔一开口对吴姨就是一顿骂，但吴姨还是不松手，只是说话的声调变了。她委屈地说：“不能让他走，他走了娃儿就糟了……”陈叔可能也受到了触动，口气软了下来，开始跟她摆事实讲道理。僵持了一会儿，吴姨终于松开了手，歪坐在地上，小声地呜咽起来。
第一封信里，她写了自己在厂里的一些人和事，怕我不喜欢听，一连画了好几个笑脸，她说她的工资一个月700，算高的，“我知道你经常缺钱，可以每个月借你一点，等你大学毕业了连本带利还给我，不还也行，不过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静悦的妈妈来到姜家时，也不是头一门，在前夫家里有个八岁的男孩。结婚时妈妈没提那头小孩的事，后来孩子爷爷过来，要求掏抚养费，四年一共掏了四千块，说好到十八岁成人，第五年妈妈走了。男孩成人后在葫芦岛一家饭店打工，静悦和这个同母异父哥哥感情还好，但也没啥联系。
很快我妈便怀上了我，生是自然不想生的，但这事被我奶奶知道了，奶奶咬定青山不放松，死也要把孩子留住。可我这个强留下来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把他俩拴在一块儿。
上了初中之后，我开始变得十分敏感，每周跟爸爸通话，也都是负面情绪的倾倒。有一回，他让自己的新女友参与了专门针对我的心理援助，没多久，我就见到这声音的主人，莫媛。
“啊？今天4楼的老刘找他，要一起涨房租，我没听说还有别的。”房东大姐解释道。
我更生气了，他反倒凑上来，“奶奶骂你，我不说话，你很生气吧？”
阴历九月初十，我们全家终于搬进了新房。3间崭新的砖房立在院子里，屋里的墙壁平平整整，地面用碎砖砌成，靠西墙还盘了一个又大又平的火炕，火炕挨着窗台，窗台比前院的老房子大了许多，我把自己的书全部放了上去。我们用手推车一趟一趟往过拉：大红的衣柜，那是母亲的陪嫁；桌椅板凳、水壶茶碗，都擦得闪亮；还有父亲自己编的大炕席，母亲缝的大炕被，靠窗台是我的位置，挨着的是妹妹，母亲挨着妹妹，母亲身边是父亲。
如果枕头太高，那么你的头颈在睡觉时是向前凸的，颈部的软组织始终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经常这么睡，容易引起落枕，甚至导致颈椎损伤。
我补充道：“你回去了最好再找一下之前给你们处理事故的交警，让他帮忙调解一下，或者至少让交警劝劝，他们对交警相还是相对信任一些的。”
我也终于体会到留守儿童的悲情。我总是拽着他的衣袖，不断重复一个问题：“不能留在衡阳工作吗？”
静悦两岁的时候，母亲嫌家穷出走了，连那台长虹电视也抱回了娘家，因为是陪嫁。以后爸爸将母亲接回来了一次，连同这台电视机和被褥。妈妈第二次出走的时候，这台电视留了下来。出走时妈妈带着静悦，托词回娘家，后来爸爸在家中吐血，妈妈托人将静悦送了回来，意谓自己不想回来了，父亲也没有再去接。
那时的我不大爱说话，她便时不时转过身来，递一把瓜子给我，顺便问问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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