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旅行归来不久，李建又动员我报名参加国考，我开玩笑：“怎么，你这是没信心帮我融资做大生意了？”
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氛围很好，同事关系很融洽，都是和我妈年龄差不多的阿姨，对我照顾有加。听说了我这两年公考的经历和我妈算的卦，她们七嘴八舌地应和：“算卦这事儿，不管别人信不信，我是信的。文化街上有个写‘周易’俩字的小门脸儿你们去过吗？我在那里算的卦都应验了。”
锅炉公司的经理决定亲自跟进这桩生意，在霍姆斯的房子里和他碰面。霍姆斯带经理下到一楼。然后从一楼走到另一个更为黑暗的楼道，进入地下室。
站在货车上去满街游行，一边播放着土气的音乐和蹩脚的广告，一边穿上上一个节目的女演员刚换下来的脏演出服，我难过极了。在“豪斯登堡”，我们像是人人尊敬的艺术家，可回到这辆马戏车上，我们不过是跑江湖的卖艺人。我甚至不敢正眼看街上的行人。
嫂子还说，妈妈活着时经常告诉她，以后不要和我们姐弟四个断了来往，如果有一天我去串门，一定要给我做猪肉炖粉条，因为那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
在90年代，小城主要销售3种烟，高档的“红塔山”和“555”，低档的则是本省的“庐山”。印象里，红塔山是10元一包，555因为是外烟，经常断渠道，价格也随备货量而波动。而庐山只要3元一包，也是销量最大的烟。
终究是孩子，继母给我们做饭时，我就站在灶台旁。她选的是正宗五花肉，肉块切得匀净，都是边长三指宽的正方体，下锅、翻炒，不一会儿，油便从肉里渗出来。
就在我下定决心、宁愿去打工也要离开舞台的时候，杂技团的会计岗位空缺了。团领导同意试用一个月，但要求我必须拿到会计证。
秦大姐会提前按假钞的新旧分好类，把每一张假钞都剪去了一个小角。旅客挑好商品后，递来一张百元面额的钞票。秦大姐接过，弯腰装作找零钱，这时候迅速把这张钞票和自己准备好的假钞调包，然后把假钞还给旅客，故作为难地说：“老板，你这张缺了一个角，换一张咯，你等下自己找找是不是角掉包里了，粘起来还能用。”
说完这些话，同事拍了拍我的胳膊，说他俩这事儿就这样吧，“处理完该咱处理的事情，其他的咱也别多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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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刺头他并不坏的！”听李丽这样说我的学生，我心里难受，脱口而出。
川南这座小城的艺术职工学校，在一座不知名的矮山脚下，山上是广播电视大学，对面是妇幼保健院，旁边是刑警大队，周围还有参差错落的居民房。
这些事儿，李建一直用作游说我考公的理由，但我真的是怕了。没日没夜的苦学我尚能忍受，难以承受的是一次次心怀希望再经历绝望，简直犹如炼狱。
“我是倒数第一，没戏。所以就在咱这儿报了一个‘协议班’。交3万8的学费，考不上全额退款，等于免费培训，积累积累考试经验呗；真考上了，不退学费，3万8买个幸运多值啊！”李建说。
查普尔是霍姆斯经常合作的伙伴，他是一名“接骨人”，可以将尸体的肉剔除，然后将骨头组装或者说拼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骨架，为医生办公室及实验室的展示所用。
短短的一句话后，两年的委屈喷薄而出，妈妈哭得撕心裂肺。我拍着她的背，父亲僵在一旁，嘴里反复说着：“对不起，对不起……”
饭常吃不饱，零食就凸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可零食一多，老鼠就来了，它们在我们寝室的夹壁里做窝，常常在一间寝室被盗的瓜子花生，隔天会在另一间寝室的鼠洞中露出踪迹，整个寝室都弥漫着老鼠的味道。
大姐在继母来了后的第二年嫁到城里，婚礼上，她一个劲儿地感谢继母对我们姐弟的照顾。而我脑海中，也逐渐不再播放“继母害人”的画面。
急急忙忙赶上火车，把行李朝卧铺床位上一丢，我和赵哥靠在车窗旁开了罐啤酒。
没想到，刺头的反应比我还要大，居然直接对我吼了起来，“你凭什么对我吼啊？我考试是没有笔，我为什么没有笔？我为什么故意不答卷？你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在这里冤枉我，我不像个样子，那你像个班主任吗？！”
李建此时已成长为报社的“一支笔”，备受领导器重，总编一再承诺将来“事业编”招考时会优先录用他。
这些年，王安平一直在外地做厨师，每年回家的时间很短。刚结婚时，两人的关系还挺好的，他在外打工，妻子还时常打个电话、发个视频以示挂念。
“张老师，刺头比以前好多了，他有分寸的，没事的。”班长说道。
如此高的人员流动必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把了解这栋建筑秘密的人数控制到最少。
他格外自信又一本正经地回答：“真的呗。上帝给我关死了颜值的门，必定要打开才华的窗。不然，我可咋活？”
1989年底，每个学员都分到了节目，我被分到了嘉佑教练指导的“转毯”：几个女生把“毯子”放在指尖和脚尖上转起来，毯子类似东北二人转的手帕，但是要更重更大一些。间或再做一些类似倒立、翻跟斗的动作，几个人配合摆造型等。
在霍姆斯的构想里，一楼是零售商铺，可以带来收益，也让他有机会尽可能多地雇佣女性。二楼和三楼是公寓。二楼的一角是他自己的卧室和大型办公室，在那儿可以俯视六十三街和华莱士街的路口。这只是基本框架，房子的细节才是带给他最大快乐的地方。
站前路其他店主听到动静，纷纷跑到“四季发”外面打望，但都不敢上前靠近那个年轻人。
说说笑笑，我就是不肯“就范”。李建只能刮着我的鼻子叹气：“行行行，随你吧，大不了我养你！”
学生处里，一番调查，事情其实很简单，两个男生因为座位一言不合就抡起了拳头，两个班的班主任赶来，带着两个学生回办公室批评教育。离开学生处，人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一看时间，食堂已经关门了，想起自己抽屉里还有半包饼干，只有回去啃它的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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