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没钱，又不会跟人家讲理，就把新买的柴油机抵给人家，然后就撤伙不干了。
我只能赌气把留着买饲料的几千块钱拿给了他，嘴上数落他：“我还是那句话，你若能干满1年，我都爬给你看！当然了，你借钱根本就没打算还。”
随着城市人口异质性的增长，城市匿名性导致在城市生活中人们很难再形成熟人社会的那种交往关系。[2]
而我孩子的爸爸1994年因故去世，再婚后的丈夫带来2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家庭负担着实不轻。
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卖了两年多豆芽，1999年，夫妻俩便扔下五六千块的大缸和设备，说什么也不愿干了。
其实脏和累，对我们这些老护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最难过的，是眼睁睁看着病人抢救不过来。老一辈人说，“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每一个女人升级为母亲都要经历与死神共舞的九九八十一难，以前是，现在仍是。在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孕产妇死亡病例，都让我感到无能为力。
最优终止理论的最优解近似地为1/e≈0.36788，也就是说，如果相亲对象按照100个人来算的话，相到第37个人之后，首次遇到的比前面最好的那一位还要更好的，可能就是你相亲对象中的“最优解”。[6]
“你看看，这是一个房，这一边也是房……”这是他最早买下并改成公寓的房，“很好租，带厕所的最便宜也要一个月1200块，共用卫生间的，也要600块。这个房子有98平米，当时买了两套。”
他一直很瘦小，15岁念初二时，体重不过70斤，常被人欺负。一次蹲在厕所里，被同学故意撒了一头的尿，气不过和人打，又完全不是对手。想变强的他迷上了电影《少林寺》，“在报纸上面有李连杰封面像，崇拜不得了，把他画下来，哎呀，我也想这么潇洒，这么英俊”。
为了曾春花，我找院办沟通了好几次。以至于后来，我在开院周会时，经常被别的科室的护士长开玩笑，说我们科是“全能科室”，不光治疗病人，还救助家属，管他们吃喝拉撒。
“怎么还没有合作医疗？那一年才220块钱，还省着没交呢？”我有些吃惊。考虑到曾春花的病情特殊，我决定把她的丈夫叫到办公室来谈一谈。
同样，这并不是真的在问我问题，他立刻就继续说道：“‘完美教学模式’就相当于，我做了一个机器，把金银一些材料丢进去，然后让一个文盲按按钮，你告诉他，铁多少斤、塑料多少斤、铜多少斤，然后一辆新的奔驰就出来了。”
他低头不语，但这不代表他认为自己错了——这是他一贯的样子。他小时成绩不错，老师和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他自己有些飘飘然。可他10岁那年，父亲去世，没了管教和约束后，他愈加自以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成绩一年不如一年，期间还留过级。
见他这样说，也考虑到侄女的教育问题不能松懈，又想到小弟刚结婚不久，母亲和他们小夫妻一起生活，时间长了也容易闹矛盾，我就托熟人在附近的小学给小雪报了名，从一年级重新上。
“鸡场是我承包的，他从养殖厂里接的电，算在我的成本里。怎么能说是偷厂里的电呢？”我据理力争。
可好景不长，养鸡场开张一年多后，那个老板看别的项目更赚钱，便改行不干了，大弟两口子也就失业了。
“还要我怎么帮你？以前哪一次没帮你？不都是白扔钱？”我怒不可遏。
“种当季菜？等你的菜上市了，大家都上市了，卖不上钱。再说，那么高的租金，你种龙肉估计都回不了本，甭说当季菜了！你们两个人，给人打工，一年也挣好几千，只要出力就行了。你干这个，出力花钱不讨好——再说了，你的钱从哪来？不会从一开始就想着问我借吧？”
最后，高考成绩出来，他才考了200多分，连最低的中专录取线的一半都够不到。他想复读，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当时家里除了我和他，下面还有大妹、小弟、小妹在上学，一家六口人全靠母亲一人经营那十多亩地，着实辛苦。
此外，还有容貌身材、育儿、学历等问题也经常被提及。然而，就算通过了以上所有的考验和相亲对象在一起了，也难免会因为生活上的琐碎产生不和而再次登上吐槽榜。
“你说我凭什么发明‘完美教学模式’？这一套合理方式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结合了古今中外的成果案例。”如同所有的“创业”都喜欢借助新的概念一样，舒满胜的说辞也具有这种味道，“我现在还能算命，看孕妇肚子就知道男孩女孩——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一个大数据，根据医院、产妇年龄、受孕期进行数据整合来判断的。”
即使在医学技术发达的今天，在我们这个产科医学技术骨干力量强的科室（
“但凡有一点希望赚钱的事，我不借给你，你可以怪我。可这是明摆着出钱出力又不赚钱的事，你投进去多少都是亏的。”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实在没钱给你败了，你该向谁借向谁借去，别整天就像毒蛇一样，死缠着我！”
广告牌右侧，显示着舒满胜最早开的“外星人公寓”的优惠住宿信息。
“你俩现在干得还不错，有工资有住处。但万一有什么变故，这鸡场干不下去了，怎么办？”
父亲去世后，清明时为父亲上坟，都是各家去各家的。他和二哥也有心结，原因同样是钱——舒满胜在结婚后，分得了家里的地，但加油站征地后，本来签的租约合同里，一年10多万的收益兄弟几个都有份，可“二哥不平分，坚持独占，现在的租金都是给他的”。
他现在为当时的决定感到后悔。三哥去世是在2008年，当时家里还没装电话，舒满胜的学徒知道消息后，连忙骑自行车去找他，“我赶回来，已经晚了。那时我住在丈母娘家，要是我在家这边，他死不了，我会把他救活”。
“不是我不要，是家里人不要，我老婆天天跟我吵架。”他算完这笔账后，无奈地说。
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上万块扔出去了，大弟毫不在意，一走了之到南方打工去了，完全不像一个36岁的人。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母亲和我善后。
那几年，民营养殖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1996年，一个私人养鸡场的老板找到我，让我给他负责技术指导，承诺给我一定的报酬，并让我给他找个有点技术的饲养员。
“就这么高一个门，在门上。”舒满胜向我比划高度，“很伤心啊，他人很矮，就用皮带吊死的，身无分文。”
“但凡有一点希望赚钱的事，我不借给你，你可以怪我。可这是明摆着出钱出力又不赚钱的事，你投进去多少都是亏的。”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实在没钱给你败了，你该向谁借向谁借去，别整天就像毒蛇一样，死缠着我！”
曾春花在我们科住院的几天的时间里，不光我们护士把饭菜打包给她的婆婆吃，还有好几个住院的病人家属，也把吃不了的饭菜或者专门给他们从餐厅打来饭菜给他们。这样一来，也算为曾春花家节省了一些开支。
“吃饭呢，大娘？”我看见老人在地上搁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盛着一些酱紫色的咸菜和两个风干起皮的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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