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没有钱给你了，单位里大半年没发工资了，哪儿有钱给你？你另外想办法吧。你看看，我都快成甲虫了！”
老袁一发火，老郑的态度立即变得端正，悻悻收起照片，不再炫耀。
最后打破沉默的还是明骏，也许仅仅是因为受人恩惠后的惶恐感，总之终于有一天晚上，在打了一个招呼之后，他叫住了正要转身回房的赵磊：“磊哥，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
主任摇头：“最后脑干出血了，脑系科说保守治疗，没有手术意义了……”
他振振有词：“你上了大学，给家里中什么用了？姊们几个谁沾你一点光了？你帮着谁什么忙了？”
最后，高考成绩出来，他才考了200多分，连最低的中专录取线的一半都够不到。他想复读，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当时家里除了我和他，下面还有大妹、小弟、小妹在上学，一家六口人全靠母亲一人经营那十多亩地，着实辛苦。
很多时候，相亲对象都是父母等家庭长辈或是朋友介绍，所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左右你和相亲对象是否进一步发展。
“她老公黑瘦黑瘦的，听说是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也不容易的。这几天几乎没见他吃过饭，不是在床边看着病床上的妻子，就是去走廊里抱着女儿抹眼泪。”一旁默默吃饭的刘姐开口说，她岁数最大，也最能为他人着想，“我就是可怜曾春花的老母亲，刚我去手术室，在楼梯间，看见老太太一个人在偷偷地哭呢。”
“什么不在这，你问问大伙。”老袁“威仪”地望向众人，“有没有人记得，在不在这，嗯？”
见到老郑这副模样，老袁说他心里不落忍：“我跟他十来年的老伙计，只好告诉他，豆豆还小，还有很多机会弥补的。”
“不是，我报名报晚了，没排上本校的考场。要去隔壁财大的考场考。”
“但凡有一点希望赚钱的事，我不借给你，你可以怪我。可这是明摆着出钱出力又不赚钱的事，你投进去多少都是亏的。”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实在没钱给你败了，你该向谁借向谁借去，别整天就像毒蛇一样，死缠着我！”
[2] 胡小武. (2010). 城市性: 都市 “剩人社会” 与新相亲时代的来临. 中国青年研究, 2010(9), 26-29.
“根把的有什么要紧？”老乌叼着烟，颇不以为意，“两杆老烟枪，病房又不让抽，你让他们哪里憋得住？又不是天天给。”
嚯！那俩老小子肯定有事。老乌是恨我没有提醒他主任来了，吊我胃口来报复。
我很是生气：“既然不打算干了，为什么还要给人家柴油机？买这机器，你借我的钱，还没还呢！你倒好，宁可给人家。你交了一年的钱，还没种半年，你走了也不耽误他们接着种秋季庄稼！”
老袁自从缺了老郑这个搭档，便没了摆摊的欲望。但他依旧是大院里独一档的执烟“话事人”。烟从哪儿来的，答案显而易见。
后来，他又因手头资金周转不过来，三番两次地缠着我借钱，说给我一分的利息，每月打过来。我只好陆续又给了他几万。
病房的接待室里，老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颇为不安。他的儿子也戴着一副眼镜，手抓着膝盖，有些愤怒。
“就是把妻子当作生育机器，只关心机器出了什么毛病，也不关心这个为他搏命生子的女人。”王芳这样劝小杜。
“不是，我报名报晚了，没排上本校的考场。要去隔壁财大的考场考。”
“少怕马屁！”老乌打断老袁，“我还不知道你？我收，两毛一根。但有一点，赢的，你们抽就抽，剩下的全部拿来，不准私藏，我提供‘赌本’。没意见吧？”
老郑发病后不久，老袁借着一次“下大院”的机会，特地来找了老乌：“乌司令，我跟老郑不是闹事，其实……”
很快，月份牌在全国各地流行开来。“仅天津一地，每年印刷的年画、月份牌画达一亿份。”
大弟一意孤行，认准了种菜能发财，跟人家签了5年的租地合同。一年的租金、青苗费就花了七八千块——这几乎是他们一家全部的积蓄。种菜还没开始，钱倒花得差不多了。他把先前租的房子退了，在菜地中间搭了一间简易庵棚，把他泡豆芽的盆盆罐罐都拉了来，一家人住在庵棚里。
眼睛张似乎找到了“依靠”，大声说：“李护长，他们聚众赌博，我要向院长举报！”
我见老袁跟老郑，悄悄走到大院角落的花坛坐下，“老烟鬼”们假装散步，三三两两地，慢慢挪到他们身边围住——这是又要“吞云吐雾”。他们都直愣愣盯着老袁手里皱巴巴的烟盒，丝毫没有注意到我。
于是，他们两口子把家里的地无偿分给亲戚种，带着儿子住在了养鸡场里。好在他们干得还算不错，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指导，因此老板给的工资也不错，我就松了一口气。
幸好监考官最终没看出什么异样来，因为那本假护照确实做得太逼真了，不但“签证页”上的假签证、出入境章一应俱全，甚至整本假护照都专门做旧过，如果不是由边检人员去核查出入境记录，根本不可能发现有问题。
我愣了一下，明骏倒是对我的反应并不意外，只是笑了笑，然后又给自己倒了半杯，向我讲起了他做“枪手”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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