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服药多久，在服药的过程里，医生有没有给你调整过，比如种类，用量？你是护士，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又问了一句。因为精神类药物的用药是要严格遵循流程的，在服药前，要明确诊断结果，服药初期，也要根据患者的反应，剂量、种类随时做出调整。
看着赵大爷一脸不可说的表情，我内心也开始动摇了——如果说北城市要回收这些房子，我是不会相信的。这些散落在各个小区里的房子既不能统一拆迁卖地，也不好再次出售；但要是说让我们自己花钱买产权，这我是相信的，毕竟这些“福利房”没有任何产权证明。
除此之外，究竟是学校只推荐男同学，还是企业只想要男同学，也是一大疑问。尹慧珍又告诉金智英一名学姐的故事。
一天在辖区网吧做例行检查时，我偶然发现了郑强。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派出所登记，郑强说忘了。我把他拉回派出所教育了一番，问他今后打算干什么，他说“无事可做”。
韦丽初到特护病房时，里面住着一位老年高血压患者，据说是一位从“很高”的职位退下来的老干部，姓苏，脾气很大，对护理他的护士十分挑剔。某天，他又在病房里发脾气，对帮他量血压的护士破口大骂：“猪都比你干得好，干不干，不干我给你院长打个招呼，趁早滚蛋！”
酒店主管的伤情并无大碍，来到派出所后，却张口就跟老袁要5000块钱的“医药费”和“精神损失”，否则就要让袁谷立“坐牢”。
她暗自盘算着，去地铁站的路上要买个吐司来吃，午饭要去吃全州食堂的豆腐渣锅，要是工作提早做完，不知道要不要看个电影再回家，还要去一趟银行领到期的存款。想着想着，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工作的事实，原来自己的日常已经变得和过去不一样，在不同于以往的日常生活中，将充满不可预测与不可规划的事情，直到自己再次适应新生活为止。
她的前公婆，还有母亲和妹妹，都赶来了。母亲拄着拐杖，掩面哭诉：“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前公公”背着手，盯着保安室里的韦丽，斩钉截铁地说：“送到精神专科去吧！”
大院的工作人员，对老康的行为褒贬不一。刚来工作的年轻人说“康老师人挺好的，很热心”，来了几年的同事则说他“自个儿都顾不上呢，多管闲事”，而资历老的人总说半截话：“唉，要不是……”
等到11月的季度谈话，我没有像惯常那样把袁谷立叫到派出所，而是专门去了他家一趟。一来想看看袁谷立在家的真实状况，二来也反馈一下帮他联系学校的结果。
“既然袁谷立这么老实，你们主管为什么还要特别针对他？”我又问。
“我凭什么要吃药？”韦丽此时已经平静下来，隐隐作痛的手腕，让她已经看清楚自己的处境，“我现在就去离婚，我不吃药。”
所以，我把目前发生的这一切，看作是有这个因素在里边的。当然，你们有你们的是非曲直，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是非曲直闹到今天的地步，应当是另有因素了。所以，我这样的劝你们。
几个问答下来，韦丽将多年累积在心里的愁苦全倾倒了出来，眼泪婆娑。老苏头爱怜地温声哄她：“姑娘别哭，以后有什么事，来找你苏爷爷说。”
我洗手淘米，小妹从冰箱里拿出食材，两人边做饭边唠嗑。小妹讲起妈妈那天发病的经过，“那天凌晨4点，咱妈上完厕所回来时摔倒在卧室地板上，爸半拖半扶地把妈放到床上，就赶快给住在隔壁楼的我打电话。刚进医院的那两天，咱妈的情形确实不太好。医生一边开药治疗，一边跟咱爸说要有心理准备。我怕咱妈有好歹，这才给你打电话……”
见我愣神，秦可反应过来，赶忙补充：“但你妈妈现在不逼你，也不管你。”
校领导看上去也非常为难，建议我：“要不让他去私立学校问一下？”
我拿起大姐给我的这份“确认书”一看，上面的标价只有6万多：“——不对啊大姐，我这房子几十万买的，怎么这合同里就只有6万？”
3个儿女觉得母亲娘家那边是在摆架子，言语上也颇为不满。黎南松却跟他们说，要在马路边跪等娘家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家的女儿嫁过来受了委屈，这在以前，是理所应当的，娘亲舅大，他们这也是最后一次抱不平了。
其实，作为从小在教师宿舍楼里长大的孩子，除了秦可和小霍，我还有很多同为“教师子女”的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大家也都或多或少吐槽过自己父母的控制欲。当然最后，有的与父母和好了，有的像小霍一样远走高飞，也有像搬走前的秦可一样，默默接受着。
听到这里，我看着老康的眼睛，拉回他的注意力，问出那个一直环绕在我心里的疑问：“你为什么对韦丽如此了解？这件事，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
（原标题：假冒华为零件！这家遍布全国的手机维修公司被查，涉案金额高达3亿）
临走前，他特地叫住我说：“我的事情也别跟你妈说，她会跟我妈讲的。”
说完，女干事大概也觉得刚刚自己表现得有些不合适，找补说，她可以帮忙关注一下袁谷立。我笑了笑，说袁谷立就不用您劳神了。
听到老爸这么说，老妈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可是几万块钱呢，你跟文州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要不然……”
蒋贵说，他同父母抱怨了无数遍这个事，但他爸总是不以为意，还说戴上套袖，一件衣服就能多穿半年呢，“做人，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韦丽读卫校、学护理。1996年，韦丽毕业，以靠前的成绩，被我们当地一家综合三甲医院聘用。
“你二姐有房贷要供，40多岁还得给人站柜台，工资不高不说，时间还长，你二姐夫为了赚钱长期驻外，周六回来周日走；小妹儿子上初中，正是爬坡的时候，加上她工作也越发忙了；你家也有一堆要操心的事，不能因为长期在这边照顾妈而放弃自己的生活。这些事情我都有考虑，所以我才极力建议爸妈去养老院，有护工有专业的医生，爸只要照顾好自己，看着护工伺候好妈就行。”
“她不会是精神有问题吧？”婆婆小声地跟公公说话，声音传到了病房韦丽的耳朵里。
公公吸着烟，不搭话。婆婆则说：“又没生孩子，年轻人嘛，离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给你什么药？”我的职业习惯又开始提醒我，这里可能是关键，所以我再次地打断了她。
“学区房那么贵，还都是‘老破小’，谁买谁上当！”一次，赵大爷在我家喝醉酒后吐了真言，“让小赵利用‘无房户’的政策给孩子上学，里外就省下了这个数！”兴高采烈的赵大爷一个巴掌摁在了老爸大腿上。
家人想临时再去买，却被众人阻止了，说不能买第二套，不吉利。而且也确实没有那么大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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