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500块一个月，1年纯利润是15万。我每个月按揭是5000，一年6万，相当于白拿一个房子，还每年净赚钱。”
“两个女孩，一个11岁，一个7岁，流产过一次，这是第4次怀孕。”
我在妇产科只见过极个别欠费的家属。生孩子，一般的家庭都会准备充足的费用，再说现在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保已经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家庭，大都能报销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因生育返贫的家庭更是少之又少。
9月19日，杨丞琳在出席活动时公开承认已和男友李荣浩领证结婚，双方更是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结婚证件照大大方方公开喜讯。
“我以前想做教育，那几乎是天方夜谭。现在有能力了，家人却反对。”舒满胜有些沮丧。
“哎。你再找亲朋好友筹借一下吧，我也和院办沟通一下。”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在2007年，这幢庞大的自建房最终要被拆除了，当时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户房屋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的部分，每平方米只算40元——为此，舒满胜花了60万，买了6个户口加进来，最后，得到了280万的拆迁款。
饲料厂在城郊，搞养殖得天独厚，于是在场院往西买了几十亩土地，轰轰烈烈地建起养鸡场、养猪场、屠宰分割线、冷库，并调配了相应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负责各个项目。我因为专业对口，也从1992年开始负责养鸡场的工作。
利息只给了我几个月，后来就没有给了，说本息一起给我。可是一晃几年过去了，本钱也没有还，再见时，大弟的人已经在传销窝点里——2012年春天，我在北京打工，他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说他生意要扩大经营，请我去给他帮忙搞管理，我听信了他的话，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去了之后，才知道他在搞传销。
一次他来，我提醒：“你看看我家里有什么，我和你姐夫从上班到现在就攒了这点钱。留着做家具用的，叫你一下子就花光了。”
大弟熟悉了这个流程后，就动起了心眼。一次，卸货结束，保管员数完签，他脸色阴沉地说：“不对啊，怎么少了一包？”
拆迁款到手，在大学旁开旅馆的大哥推荐他在同一栋公寓买房。那套房有230平米，被他改造成8个房间，其中6间租给人当宿舍。第一批租客租约满后，舒满胜想对外做“日租房”，大哥觉得他在抢生意，很不满，在过道处用床单遮住了他的招牌。
“飞行器本身没问题。”他给出一个很有他个人特色的解释，“比如我今天坐飞机，摔下来怎么办呢？那我穿多一点，穿个棉袄，可以减震。”
“我就是这个命呀，本来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嫁得也不远，离家5里地。我有个病啥的，一天就跑回家三四趟地看我。现在我老了，最需要闺女照顾，却没想到落到了现在这个结果——对了，明明还不知道自己的病，你们可别说漏嘴了。她总和我念叨：娘，等我把孩子做下来，没事了，我就赶紧上班去，给你买新衣服。俺那傻闺女呀！”
父亲去世后，清明时为父亲上坟，都是各家去各家的。他和二哥也有心结，原因同样是钱——舒满胜在结婚后，分得了家里的地，但加油站征地后，本来签的租约合同里，一年10多万的收益兄弟几个都有份，可“二哥不平分，坚持独占，现在的租金都是给他的”。
在我采访完他的半年后，舒满胜还是没有离开武汉。在这个大学附近的大舒村，没有人愿意听他讲什么教育理念，除了在网上认识的民间飞行爱好者，当地人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成天面对着废铁、零件，以及嘴里那些夸张的言辞。时间过得太久了，在他们眼里，舒满胜也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人。
“大娘，你别客气！住院花销大，你拿着吧！也不能老吃咸菜。”不等曾春花的婆婆再推辞，我快步走回护士站。
我想到这几天出院的两个孕妇：28岁的曾春花，31岁的金明明，她们都是如海棠花般的年华。
大弟一意孤行，认准了种菜能发财，跟人家签了5年的租地合同。一年的租金、青苗费就花了七八千块——这几乎是他们一家全部的积蓄。种菜还没开始，钱倒花得差不多了。他把先前租的房子退了，在菜地中间搭了一间简易庵棚，把他泡豆芽的盆盆罐罐都拉了来，一家人住在庵棚里。
后来，他又因手头资金周转不过来，三番两次地缠着我借钱，说给我一分的利息，每月打过来。我只好陆续又给了他几万。
不断地受伤，不断地重来，不堪忍受的妻子已与他分居了半年多，但舒满胜却不是很在意：“我们老夫老妻没什么生理需求，只是她想我留在身边。”
鉴于他在创业之初，我也不好催他还欠我的6万多，只祈祷他这次别再亏了。可是不久，让我吐血的消息又传来了：养鸡“大业”又被他像扔破烂一样扔掉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包了几十亩地，买拖拉机等等大型农业机械，要搞种植。
我问他既然不干了，为什么不把铺盖、棉衣那些物什带回来，那可都是钱买的。他说自己是偷着出来的，背着大包容易被人阻拦。
曾春花的小女儿因为母亲的营养不良，比一般的婴儿更瘦弱些，只有5斤多点。奶奶用奶瓶喂了她之后，这个孩子大部分时间也总是安静地睡着。她的父亲也会在曾春花偶尔清醒时，抱着她走到病床前，让她享受一会儿母爱。
那几年，民营养殖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1996年，一个私人养鸡场的老板找到我，让我给他负责技术指导，承诺给我一定的报酬，并让我给他找个有点技术的饲养员。
曾春花住院的第三天，正好我休班。我趁休息，就在家里把孩子小时候用过的小衣服、小被子、小毛毯都洗净晾干并收进了一个大袋子。
初春的天气，病房里虽有暖气，但还有些凉意，她却光着一双脚，也没穿袜子。我走过去，把棉被盖到她的脚上。
这天也是金明明入院的第3天，仍有许多亲戚围在她的病床边。她的两个闺女也来了，11岁的大闺女到了病房后，坐到椅子上自顾自地拿起了妈妈的手机玩游戏，5岁的小闺女吵吵着要妈妈带她去吃肯德基——在我们这个城市，似乎只有周末带孩子去吃肯德基，才算是合格的父母，孩子们以父母带自己去吃肯德基而自豪，是他们在学校里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大哥不认账，这笔钱让兄弟两人有了心结。于是多年后，当他们又一次为了开旅馆吵得不可开交，长辈主张兄弟两人各开两年、大哥先做时，舒满胜想了很久，提了一个条件：“这之前的4200，还给我。”
“怎么还没有合作医疗？那一年才220块钱，还省着没交呢？”我有些吃惊。考虑到曾春花的病情特殊，我决定把她的丈夫叫到办公室来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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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试飞，让舒满胜全身多处骨折，休养了数月。康复后，他再次驾驶那架双螺旋桨飞机试飞，一起飞人就摔了下来，膝盖处严重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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