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就是一年，2019年春节，加油站大姐给我发祝福短信时，我还在婚变的颓丧中没有走出来。
“控制？”老康眼睛一亮，“这个词不错。我问你：如果有了利，接着你会在乎什么？”
当得知自己已涉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和虚假广告罪、切实触犯了刑法之后，孙浩迅速供出了他的上线——位于市区某药房的乌姓老板。乌老板和他同是本省医科大学毕业的校友，二人在去年冬天的“药交会”上结识，持有药剂师证，是不少药厂的经销商，算是“高学历高智商”的违法犯罪人员。
年纪稍大时，班里有一位年轻的男老师，体格精干，经常对学生进行体罚——让犯错的学生互相扇耳光，头顶头、揪着耳朵罚站。对于她，男老师就总是将她单独拎上讲台，让全体同学对她进行“目光审察”。
一天，大姐的儿子占着电脑玩，我百无聊赖，忍不住向大姐问起她表妹的情况。大姐滔滔不绝，说自己这位爱看书的表妹40多岁了，在镇中学教书。她转头问儿子，小姨教什么课，那少年头也不抬，“音乐。”
小区是2013年建成的，放置假电台的屋子还是毛坯，水泥抹的地面，两张小板凳上放着银灰色的金属机箱和附加设备，一条长长的老旧插板给整套设备供电。除此之外，这个售卖假药的“窝点”里再找不出什么东西。
“这种广播内容制作这么粗劣，怎么就有人信呢？难道人们就分辨不出来吗？”听到后来，连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笑了。
而当技术警察恢复了孙红卫的这4台伪基站设备所携带笔记本电脑中短信发送条数后，发现总数居然达到了惊人的千万条。也就是说，在这座人口不到300万的小城中，几乎所有手机用户都被动地接收了至少3条以上由孙红卫个人发送的推销短信。
我把这事跟老姚说了一下，老姚告诉我，这个6万多很可能是房子的标准价或是成本价，具体是什么还得等单位通知。
至于多出的场地费和车辆使用费，我一个学生难以应对——毕竟我跟酒店和出租车辆公司的人不认识。可是没几天，李老师就找到我，给我了一些票据，说这事她已经搞定了，“找人开个票据小意思”。我看了下票据，跟一开始李老师拟定的报销单金额完全一致。
“老苏，小承，百忧解，大概这些吧，后面的不知道。”我快速地说了几个词。然后身子前倾，盯着他，放慢语速，“特别是你。”
我忽然觉得有点可笑，说自己的故事都快讲完了，这不是正常的交流。之后便挂了电话。后来她又发过几回聊天请求，我都以工作忙没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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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南松的妻子嘴上还是那样不饶人：“那个死人头在里面有吃的没？等他死了我看谁来背他，爱管闲事，管死管活的，就没管家里。他是越来越出息了，到底要关到啥时候？”
原来，小赵媳妇的工作单位在油田顶级学区内，根据油田政策，“无房户”（
从那次起，男人对她的猥亵变本加厉。关于细节，江菲不愿意陈述，只说很恶心，她每次想起来都像死了一回。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顾忌到某些原因，那男人最终也没对她做最糟糕的事。
过了几天后，李老师说她已将我和师弟加入了她之前申请的一项校级课题中。师弟很高兴，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师姐和师兄早就告诉过我，这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到时候发放经费，虽然会发到我们卡上，但实际上还是要转给导师的，自己什么落不下。
韦丽嫁入苏家后不久，就被调到职能科。公公说：“我们家的儿媳，不能总干伺候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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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康突然看着我，“如果压力一直环绕着一个人，日积月累，加上药物的副作用，能不能逼疯一个人？而逼疯他的人，犯不犯法？”
孙红卫服刑的这几年间，饭店倒闭了一家，剩下的一家生意也很惨淡。待他出狱，小城里的伪基站已绝迹，满头白发的孙红卫竟再一次真来到刑警队，要请当年的办案侦查员吃饭，说因为自己的无知给社会带来了麻烦。
江志明是家里的老大，比大妹江志春早1年出生，比弟弟江志雄大5岁。早年家里穷得吃不饱肚子，江志明和大妹没读几年书就辍学了，帮着父母下地耕田，踩上板凳给全家煮饭，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
师弟可能是从别处听到了风声，直接去学校财务稽核部门揭发了李老师。
一般来说，精神病院里，病情较重的病人会被安排在我工作所在的封闭式病区，这里一切以安全为重，病区四周用铁丝网围起来，进出入管理非常严格，四五个医生挤在一间狭窄的办公室，光线差，无论白天黑夜都要开灯。而老康所在的开放式病区，因接待的多是病情较轻、较稳定的病人，管理没那么严格，一般一个医生一间办公室，窗明几净。所以，除非有必要，否则开放式病区的人都不怎么愿意到封闭式病区去。
她说，自己当初考师范也只是为了跳出农门，1994年，20岁的她去了一所乡村小学，两年的村小教师生涯单调、乏味，同事堆里，她感觉自己格格不入；班里的孩子淘气、刁蛮、无视纪律，也令她不胜其烦。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简陋的宿舍里嗑瓜子、练字。字没有练好，门牙却硌出了两条缺口。她憋闷坏了，很快，亲戚给她介绍了对象，一名乡镇中学教师。
她的前公婆，还有母亲和妹妹，都赶来了。母亲拄着拐杖，掩面哭诉：“怎么会这样啊，怎么会这样？”“前公公”背着手，盯着保安室里的韦丽，斩钉截铁地说：“送到精神专科去吧！”
虽然自己在职场上也历练了两三年，可后来经历的事情，让我发现自己还是太嫩了。
为了保住工作，她走上了自我疗愈之路。先是买了心理学方面的书来研究自己，又通过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来缓解焦虑。渐渐地，身体的生理反应终于没有了，“可直到现在，我还是‘隐身’的。心里还是有不被人看见的想法……”
签完字，接下来就是专家的咨询表和演示稿件了。这个我已经有了些经验，无非是写材料而已。这次研讨会主要是探讨区域研究问题，对于那2个未与会但又需要报账的教授，我自己搜集资料、制作演示大纲，并在专家意见栏上让室友写了几句点评，然后，去网上找到这两位教授以前外出演讲的照片，找室友帮忙p时间、地点和标题，打印出来，如此，就算完成了。
等新鲜劲儿过了，这座城市留给江菲的记忆，全被几次灰头土脸的搬家覆盖了：最初他们一家租住在城中村，几个月后搬到了一片密集的筒子楼。最难的时候，也曾在大路边租了个铁皮棚子讨生活，一家人就蹲在路坎儿上吃饭，大车一过，漫天灰渣直往碗里扑。
仔细翻看她的朋友圈，依然全是文字，但和过去已非常不同了——文字内容不再全是“碎碎念”，而是加入了生活记录，字里行间也不再全是浓浓的阴郁。
“我不知道，没见过，都是走流程的。”我回答道，“我就是帮老师跑腿的。”
按照李老师要求，没几分钟我俩又完完整整地将这些钱转给了她，总计4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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