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这半年来，自己终于开始逐渐认同、接受自己，也在反省如何继续教师这份事业。她已体会过初级教育对一个人的心理塑造和人生影响，在混沌地进行了25年的“教书”之后，她希望自己能踏上“育人”之路，践行真正的教育。
简单寒暄了几句，我问她为何没把我删了，她说没必要，反正我也“看不见她”，而现实中“能看见她的”人，都已被她拉黑或屏蔽了。我们又通了话，这一次，她声音平静自然，已完全没有之前的紧张氛围。
“小时候我读书很笨，他是我的老师，有一次他在班上提问，我不会答，他就很不高兴，当着同学的面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另一件是有一次吃喜宴，我当时才五六岁，和几个小孩子学说大人的名字，我爸听到后忽然冲过来把我抓住，大声呵斥我，骂我不懂礼貌。可那时根本没有任何人教过我‘礼貌’是什么？为什么别的小孩喊，大人们都在乐，而我做同样的事就会受到责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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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的一天，侦查员和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坐在车里，屏息凝神，听着车载电台。电台里一名自称“世界药品研究协会中国研究院”的“陈院士”在介绍一款新型治疗中风后遗症的药物，言之凿凿称该药“治愈率达到99.8%”。紧接着，主持人又连线了几位“患者”，讲述他们购买此“神药”后的效果，每个人都对陈院士感恩戴德……
他说自己总会想起接生婆的那双手，“我的手也一样，不是脏的，没有干过脏活”。
挨骂的护士唯唯诺诺地站在病床边收拾东西，不敢答话。护士长和几位闻风赶来的护士，站在病房门口，面面相觑，谁都不敢进去——大家都没少挨老苏头的骂。
开庭时，制药厂也对乌老板发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他赔偿因虚假宣传给药厂带来负面影响的经济损失。
那天，大人带着我去了黎南松的家。一见我跪下，黎南松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扶我起来，说了声“节哀顺变”，然后便随我们来了。
面对法官提问时，黎南松再次说到了影响他的接生婆，法官打断了他的话。轮到我做总结时，便替他把没说完的话补充完了——“黎南松之前对我说过，‘背了那么多的死人，那次想做一回接生的。我不怕死，就怕两条鲜活的人命在我眼前没了，我是进去救人的。’”
外面的世界确实精彩，也异常残酷。她能力本就不出众，社会经验几乎为零，加上过于内向胆小的性格，漂泊了1年，始终没有找到喜欢的，又能够养活自己的职业。途中生了一场病，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之后，不得不回到学校。而此时她的前夫，已经重新结婚，并被调入县城中学。我问她后不后悔，她又否认了。
为了保住工作，她走上了自我疗愈之路。先是买了心理学方面的书来研究自己，又通过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来缓解焦虑。渐渐地，身体的生理反应终于没有了，“可直到现在，我还是‘隐身’的。心里还是有不被人看见的想法……”
那天在回学校的路上，我想了想，既然是师姐说的这样，那报假账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好好读研、毕业、考博才是我的头等大事。
老康明白，这是希望他不要再插手了。但他还是想为韦丽努力一下：“院长，病人之前有服药史，时间不短。既然有服药史，就应该有诊断，不能这样算了，不然……”
也就在这时，刑警队抓获了假电台的“主人”——一个27岁的年轻男子，名叫孙浩。行动当天，刑警侦查员关闭了假电台，孙浩以为是停电，也没在意。两天之后电台依旧关着，孙浩去出租屋查看，和房主大爷撞了个满怀。
我专门找了个人多的报账窗口排队，觉得人多的话审核人员就不会对材料审核的太细。可能是我表现得有些紧张，排到我的时候，财务审核人员看了看我，问：“这个课题有那么多的成员参与吗？”
江诚说，4个月前的某一天，他从网吧出来正好碰上江志雄了。江志雄见了他有些奇怪，说：“你妈不是没空管你们，周末把你跟你妹锁家里了嘛，你咋出来的？”
大姐提起了一个“雪地女鬼”的视频，我有点印象，去年初春，在绥化一带的微信群里传过一阵：苍茫茫的雪地深处，一个女人披头散发，赤身裸体，一边奔跑一边嚎叫……“那个女人，就是我表妹。拍视频的是住在加油站附近的光棍儿胖哥。”
当我发出疑问，手机那头像是掐断了信号，异乎安静。良久，才听到椅子的响动，以及一种被竭力控制的、微弱的气息。
随后，孙红卫又向民警乞求：“我这事千万别告诉我女儿，她在英国留学，我怕影响她的情绪……我也不知道要被判多少年，但我出狱后，一定要邀请所有办案警察吃饭，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了！”
江志明没说话，只是跟在妻子后头往主卧走——这些年夫妻俩辛苦攒下的一丁点积蓄和值点钱的东西都放在那间屋子里了。
我先前不明白，这一刻才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担心和等待。我告诉她，黎叔很快能出来，长条没有生命危险，伤情鉴定为重伤二级，警察在医院看着他。作为律师，我能为黎叔做的，一样都不会落下。在我眼里，还有很多人离不开他。
两个月后，老苏头病情稳定，他儿子一家三口来接他出院。办好手续后，老苏头把韦丽叫到床头，脸上有喜色，指着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说：“小韦，这是我孙子小承，都是年轻人……”
等到被锁在家的第二个月，江诚就待不住了。家里的小彩电在一次雷雨天气后彻底报废，江诚绕到电视屁股那儿哐哐拍了半天，依旧满屏雪花，他气得骂了句“妈的”，朝墙上踢了一脚，说他待不下去了，必须得出去。
但这一切疑问，都被江菲一句轻描淡写推诿掉了，江菲说，她只不过是帮当时的初中同学问的。
3个月后，陈文静因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服刑第二年，监狱变动，她又被送至本省更北、气候也更冷的女子监狱服刑。
公诉人问话时并没有咄咄逼人，也像是想要解开疑惑一般。他们问黎南松，受害人长条当时已经倒地无法动弹、不具备攻击能力了，为何他捡起刀后，不是第一时间逃跑，是不是想要报复？
我跟老康的交流也少了，于我来说，我也不知道该用哪种情绪面对他。可能时间久了之后，我也会像大部分老同志一样，对老康，只是觉得可惜，但一言不发。
一头雾水的我看着旁边那一大沓已经签好字的“确认书”，稀里糊涂地就签了字。
江菲捂着眼站在窗边，热浪从地面扑上来，蛇一样往脑子里钻，嗡嗡的。不知过了多久，隔壁楼梯间忽然传来闷闷的“啪”的落地声，她才松开手指，沉沉吁了口气，“我都被你吓死了！”江菲冲着防盗门大喊。
从那次起，男人对她的猥亵变本加厉。关于细节，江菲不愿意陈述，只说很恶心，她每次想起来都像死了一回。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顾忌到某些原因，那男人最终也没对她做最糟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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