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俩现在干得还不错，有工资有住处。但万一有什么变故，这鸡场干不下去了，怎么办？”
11点，我刚输入完金明明的住院病历，主任叫我到她的办公室。一个肤色黝黑、头发花白、看上去有60岁的老头坐在了金明明丈夫的身边。老人还没有说话，眼角早已泛起了泪花，不停地用手擦着眼睛。
由于这次动了刀，稳妥起见，同事打电话通知了姜艳。姜艳嘴上答应要来，但却一直没见人，最后还是姜涛来的派出所。
过了一阵，他们的西红柿上市，然而市场同类菜品能压塌了街。弟媳天天冒着暑热去菜场卖菜，两毛钱一斤也卖不掉几个。她愁容满面对我说：“这真难卖。”我无可奈何：“说的你们又不听，现在知道难卖了？”
1985年大一寒假，我回到家里，看到在镇里高中上高二的他从学校带回来了一堆的书：既有《哲学研究》、《研究生学报》之类的学术期刊，还有《百年孤独》、《变形记》这样的文学名着。
一天后，金明明家属说不愿意病人再继续治疗，要求出院——晚期肝癌并伴多发转移，治疗吧，对他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可能是人财两空，不治疗，就是眼睁睁看着金明明忍受病痛的折磨。看着金明明被搀扶着走出我们科的背影，我在心里深深地叹了口气。
刘平后来在市里另租了处房子，好歹算是安置了儿子。至于看心理医生、找工作之类的事情，姜涛说他已经不想再管了，也没再问过了：“我就是个当舅舅的，亲爹亲妈都是那个态度，我还能做啥？爱咋地咋地吧。”
赶去医院了解情况的同事打电话回来说，刘平的羽绒服被划开了几道口子，较为严重的伤口在面颊左侧，长达5厘米，差点伤及颈动脉。但同事又说，刘平非常难交流，面对询问，只是翻来覆去哀叹：“儿子白养了，跟老子动刀了。”
“就这么高一个门，在门上。”舒满胜向我比划高度，“很伤心啊，他人很矮，就用皮带吊死的，身无分文。”
姜艳为此还挺生气，在工作中故意给那个姑娘穿小鞋，姑娘就直接裸辞回了老家，听说后来照样找到一份挺不错的工作。
“嗯……”他有些哽咽，用衣袖不停地抹着眼睛，“没事，我撑得住，护士长，你找我是想说医药费的事吗？”他倒是主动提了。
他想表明，普通的人也可能做出了不起的成就，但胜利的果实总会被权威的人摘取。舒满胜觉得自己身份并不影响他构思了“完美教学模式”：“10年前，有人做调查，一百个状元里没有一个亿万富翁，千万富翁里有两三个，百万富翁只有十几个——真正有钱的，都是没什么文凭的。”
对于这个全新的东西，他显得谨慎，打算用遥控控制：“我坐不坐上去都一样。本来发明飞机，先无人，再载货，再带人。但这个飞行器100%会没问题。”
这天也是金明明入院的第3天，仍有许多亲戚围在她的病床边。她的两个闺女也来了，11岁的大闺女到了病房后，坐到椅子上自顾自地拿起了妈妈的手机玩游戏，5岁的小闺女吵吵着要妈妈带她去吃肯德基——在我们这个城市，似乎只有周末带孩子去吃肯德基，才算是合格的父母，孩子们以父母带自己去吃肯德基而自豪，是他们在学校里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她孕期的饮食怎么样？”问到这儿，她的丈夫还是不说话，这时，曾春花的母亲带着哭腔说：“我这个女儿太省了，舍不得吃，她本身也不挣钱，她老公在外打工挣钱供全家四口人吃喝拉撒。这几年，她光生孩子，经济压力也大，有点好吃的，也都留给了这两个小的了。也是我大意了，每次问她，她都说，钱够花，没事。人家怀孕都是在家里养着，有人伺候着，我闺女什么活都干，家里、地里，接送大闺女，照顾小闺女，洗洗涮涮什么事都要靠自己……现在弄成这样！我这命苦的孩儿啊……”
姜涛家兄弟姐妹4个，姜艳是老小，她和刘平1983年结婚，2010年离婚，刘进是他们的独子。这对共同生活了27年的夫妻，如今即便离婚了，还仍旧时不时相互找茬。
如果说仅应届生的就业数据比较单薄，那么引入2015届毕业生三年后的从业情况进行对比会更能说明问题。
我这时想到，可以让初中毕业回家务农的小弟来干这份差事，也好存点老婆本儿。小弟虽然没养过鸡，但我可以不要老板的报酬，无偿给他技术指导。
这件事情最终成了压垮姜艳和刘平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姜艳说，此事未成，完全就是刘平怕自己在儿子婚姻问题上“做了主”，如果说以前两口子还只是在有些事上“达不成共识”，那么在儿子找对象这件事上，丈夫根本是“存心使坏”。
“警官，你都看到了，这像一个儿子该对母亲做的事吗？”一进屋，姜艳就愤怒地向我抱怨。我给她倒了杯水，安慰说：“你儿子可能真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不比谈恋爱，相亲就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在相完亲后，在吐槽中除了不断提起本人和对方外，提到对方家庭成员的也不少。
“哎。你再找亲朋好友筹借一下吧，我也和院办沟通一下。”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你说我凭什么发明‘完美教学模式’？这一套合理方式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结合了古今中外的成果案例。”如同所有的“创业”都喜欢借助新的概念一样，舒满胜的说辞也具有这种味道，“我现在还能算命，看孕妇肚子就知道男孩女孩——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一个大数据，根据医院、产妇年龄、受孕期进行数据整合来判断的。”
姜涛斥责妹妹“甩坨子”，姜艳却说，刘进的情况是刘平一手造成的，他现在过得逍遥自在，凭什么让自己来背这个黑锅？又说姜涛，“不想管的话就不要再管刘进的事情”。
3月9日，我们科进行了后续随访，联系到了曾春花的家属，得到了一个让我更难过的消息：原来曾春花的丈夫并没有把她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而是将人拉回家了，她在3月7日去世了。
他振振有词：“你上了大学，给家里中什么用了？姊们几个谁沾你一点光了？你帮着谁什么忙了？”
在我采访完他的半年后，舒满胜还是没有离开武汉。在这个大学附近的大舒村，没有人愿意听他讲什么教育理念，除了在网上认识的民间飞行爱好者，当地人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成天面对着废铁、零件，以及嘴里那些夸张的言辞。时间过得太久了，在他们眼里，舒满胜也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人。
姜涛叹了口气：“还能为啥？相互置气、拿儿子当枪使呗！多少年了一直是这样，不然刘进也不可能变成现在这副样子……如今这样，全是拜他父母所赐啊。”
原来，是有人向领导举报，说大弟在养殖场后面种菜，一天到晚浇水，从厂里偷电，于是办公室领导让电工给他把电掐断了。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择偶坡度也是有限度的。毕竟一个男研究生也很少会去找小学没毕业的女性，而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性也很难找到一位男性博士生。
我一听也慌了——一个签就是一麻袋玉米，180斤啊。每斤玉米才赚1分钱左右的差价，刨掉运费，贩一车玉米也赚不来一袋玉米的钱！那还不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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