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论文我写了整整两个星期，可等到交稿的时候，她竟然说不需要了，“我找了其他中介，他们的报价比你便宜”。我听了气得不行，正准备发信息骂她时，发现她已经把我拉黑了。
学生带着哭腔说：“导师已经找我谈话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毕业……你能先把贴子删了吗，我付给你稿费，但是我的零花钱大部分都给了那个骗子，只能给你200块，可以吗？”
去年12月初，我去县医院看望大明叔，大明叔见我还是一脸笑，“你咋来了？我这没事，你婶子非让我在这住着，就是有点炎症，回去养着也一样。”
养殖户只能考虑对粪便储存利用和对外销售等，来尽可能从猪的便便里捞到钱。
[1] moa.gov.cn. (2016). 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moa.gov.cn/nybgb/2016/diwuqi/201711/t20171127_5920859.htm [accessed 12 oct. 2019].
家人也不知道吴永宁是怎么开始当上群众演员的，只是从某一天起，吴永宁开始频繁地往家带他在片场的相片。出事后，家人才发现了他在横店影视城、象山影视城的出入证，“他到外面拍电影，这儿拍那儿拍，有个10年了”。
果然，当其他人都对我竖起大拇指时，同事阿利看不惯了，翻了一下白眼说：“呵呵，做这种事情不怕被抓吗？”
“麻烦啥，我包得快。我现在就回去，待会儿包好了给你送过来。多送点，你俩一块吃。”
出入的圈子也是非富即贵：“今天受邀来豪哥的别墅参加派对，不仅房子气派，家具都是从欧洲进口，带恒温泳池……你的交往圈子决定了你的视野，跟什么层次的人做朋友，自己才会是什么层次！”
忽然，她站起来豪气万丈地喊道：“同学们来干一杯！杯里的酒都不许剩！”那语气仿佛是押上了自己所有的赌注，大家纷纷起立，云青举起手机走到桌前：“来来，看我这边，茄——”
国栋来了我们村没多久，就转进了村小学。他比我大2岁，但是来之前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上学，转来后就留了一级，比我高一级。
许娜总是一下课就跑到戴方维的座位旁，特别认真地、用笑得弯弯的眼睛看着他：“英语那么难，你怎么学的，学得那么好？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那晚，w君告诉我，陈杰人被抓，对中国假记者行业和职业维权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对盘踞在小县城的那批假记者来说，这件事也不足以影响到他们的存在。“毕竟，山高皇帝远，又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本地人。只不过，吃相比之前好看多了。”
2013年，冯福山和吴永宁的母亲结婚。结婚前，当时22岁的吴永宁“一个人过来了”，“问我，你跟我妈结婚是不要还要生一个？我说，我一个单身汉，一直没有讲究，不能生了，好好带你算了。他说，那就好好对我妈。”
我将名片放进口袋，打趣道：“大站长，怎么不在媒体干了？是不是那个大v陈杰人被抓吓到你啦？”（
吴永宁也打广告，有一期他的视频是穿着某运动鞋品牌做危险动作，最后打出“买鞋找xxx”，店铺卖家通过微信转给他几百元。
俊花婶子回家后发现被偷了，当天就站在自家房上高声骂，整整骂了有1个小时，把最难听的话都喊遍了。
最后警方给出的结论是：“排除他杀，其死亡属于意外事件，与他方无关联”。
那天，俊花婶子一直坐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骂，不骂国栋，也不骂大明叔，只是骂自己命不好。也难免，自从住到县城，俊花婶子每次回村都四处跟人显摆，说还是在县城住着好，“冬天暖和，外面下着雪在屋里只穿秋衣秋裤就行”。可这一下子又被赶回去了，心里感觉憋屈。
一行人直奔包厢，服务员走上前问：“财政局李股长的客人吧？”叔叔点点头。
当时，我们村小学卖的冰糕有3种，第一种是1毛钱1根的，大部分学生都吃这个；第二种是2毛钱1根的水果冰糕，吃的人相对比较少；第三种是5毛钱1根的奶油冰糕，冰糕棍做成了一个小熊爪子的形状，这个就更没什么人吃了——5毛钱对农村孩子来说，不是谁都能掏得起的。
海南之旅回去后，许娜再次赶上了潮流的浪尖，成了“xx文化传媒”董事长，除此以外，她的头衔还包括：“央视签约歌手”、“制片主任”、“执行导演”和“星光大道冠军”，甚至还有令人费解的“xx商学院院长”。
那个深冬的午后，冯福山叹了很多次气，他对即将开庭的官司有些忐忑。
这一刻，我仿佛觉得法律是在保护我，让我可以放心地去从事这份兼职。
大学毕业后，云青回县城一家机关单位做了公务员，告诉我说，“有一年过年，许娜也回来了，主动约了我们几个当时经常一起玩的老同学回去看郭老师。我当时还挺感动的，觉得她很有心。没想到，一坐下，她就开始大谈自己的演艺经历，认识多少大牌明星，有多少粉丝，听得我们都很尴尬。
“没事没事，我这身体挺好的，现在这生活好了，啥都不缺，国栋经常给我拿些干果，还有很多是国外的，咱这都没有的物件……东西你别留下了，给孩子带回去吧，要不给你奶奶带回去也行……”大明叔还是一直笑着。
有一天放学我俩结伴回家，国栋嘴里叼着一根“小熊爪子”的冰糕棍，得意地对我说：“我今天捡了一个‘小熊爪子’，然后就叼着去学校了，同学都以为我买了一根5毛钱的冰糕，哈哈！”
叔叔的同学叫老康，中专毕业后在县城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所长、律师、文员都是他自己——主要业务就是帮人了难。用叔叔的话说，虽不正规，“但来钱快”。这些年，老康也算是赚得盆满钵满，便想找叔叔做他的合伙人。
“我知道他对我好，可有时候又感觉承受不住。我带人把家里偷了，他也没训我；我说不想上学了，他也顺着我；后来我又说想回来，他也没说啥；我在县城买套房，对他说城里冬天有暖气，冬天他跟我妈来县城住，比村里享福多了，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现在在县城没套房，哪个女孩愿意嫁你？”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那家关门的纯净水厂负责人还找到了叔叔，请叔叔为他伸冤——可是他不知道，叔叔也是搞掉纯净水厂的帮凶之一。
治理有两种主流思路，要么政府主导介入，要么政府引导，养殖户自主治理。在环保问题刻不容缓的号召下，国家采取了前者。
父母亲只看到了生活正在慢慢变好，却浑然不知吴永宁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他要娶媳妇儿了，在家里弄装修，偶尔出外几天，他说出去打零工”——只有吴永宁的粉丝们知道，他是去别的城市爬高楼了。
我曾问律师，是谁拍下的这段视频。律师告诉我，吴永宁在攀爬高楼时通常会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选好地点架在对面的建筑上，这样可以记录下他攀爬的全过程，另一部手机他随身携带，用来自拍——这也解释了他从高楼坠落后为何无人报警，任由尸体第二天才在下面的平台上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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