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生怨愤,但也只得把4个饲养员辞掉1个,让大弟填空,月薪200多——我总不能让他们一家在城里饿着,他们没饭吃,我还得给他们钱吃饭。
明骏拿起酒杯抿了一口,过了片刻才说:“还是因为一些比较特殊的机缘……做过一些……做过一些代人考试的工作,攒了点钱。”
那天酒过三巡,我们都有点晕。“那你现在还在做吗?”那天晚上,临近分手的时候我问。
另外,还有直接表达在相亲中负面感受的“不想”和“不好”,这两个词加起来将近三万次。除此之外,“感情”也很重要,它出现的次数也超过了一万次。
“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老袁像是明白过来,但只一瞬间,他又“眼疾手快”地向老乌作揖,“还是乌司令高瞻远瞩,那您看这事儿……”
转眼到了2010年年底,这半年来,明骏的“生意”实在算不上好。
老袁坐在人堆里,晃着烟盒勾着众人的目光,老郑则拎着一个方盒——是一副象棋——倨傲地将众人环视一圈,面露不屑道:“谁先来?”
2010年4月,因专业课发挥失常,明骏考研失败,经过一番权衡后,他决定再努力一年。
但总有漏网之鱼,且屡禁不绝。酒瓶茶罐目标大、气味浓,藏不住,可香烟体积小,随手一捂,谁也看不见。一些来探视的家属,耐不住病人的哀求,总会偷偷塞个一包半包。
总之,相亲本质上更像是双向选择,双方就像在超市排列的货物,被考虑各种性价比。
至于代考项目,“枪手”可以自己决定“接单意向”。明骏一开始选择了只接托福、雅思和gre,主要是因为gmat和lsat的单自然有更“专业”的人做;而研究生英语考试他是不敢接的,万一抓住了,对自己往后的前途肯定会有影响,甚至还有入刑的风险;至于剩下来的几项,相对来说就好得多。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他养鸡和种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了。
大弟交售的红薯干质量还不错,验质、开票、取款都还顺利。只是有时酒厂资金不到位,须等上几天,才能拿到钱。
“我就是这个命呀,本来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嫁得也不远,离家5里地。我有个病啥的,一天就跑回家三四趟地看我。现在我老了,最需要闺女照顾,却没想到落到了现在这个结果——对了,明明还不知道自己的病,你们可别说漏嘴了。她总和我念叨:娘,等我把孩子做下来,没事了,我就赶紧上班去,给你买新衣服。俺那傻闺女呀!”
只是一直有个事儿我没搞明白:这两个老烟枪的“手段”如此厉害,赌局几乎是稳赚不赔,为啥他们还要去老乌那里“要赌本”?他俩每次赢的大把烟,到底去了哪儿?
没成想,老郑看起来气定神闲,其实是个臭棋篓子,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小文杀得丢盔弃甲,就只剩一个将两个士,外加一马一炮,苦苦支撑。
来到我们科时,曾春花已经失去意识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脸色苍白、瘦弱,像个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别肥大,晃晃荡荡地挂在身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孕妇多是营养过剩、体型偏胖,她却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孕妇里最瘦的一个。
那时候,赵磊正在准备申请美国的研究生,前前后后折腾了将近一年,终于算是万事俱备,只欠考试了。赵磊的英文确实算不上好,遇上gre这种对于英文词汇要求高到不近人情的考试,实在是丝毫不敢放松。因此,尽管一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两人每天却连面都见不上几次,即使偶尔在家里打个照面,赵磊也是一副愁容,匆匆打个招呼后,转头就走。
“那你们找另外一个去啊!”老郑的儿子手一挥,站起来,“这又是我们家属的问题?”
来到我们科时,曾春花已经失去意识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脸色苍白、瘦弱,像个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别肥大,晃晃荡荡地挂在身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孕妇多是营养过剩、体型偏胖,她却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孕妇里最瘦的一个。
“催过了,昨天就欠了1000多,他老公说知道了。这不,今天对账,又欠了1000多,更麻烦的是,曾春花没有农村合作医疗,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催了。”刘姐为难地说。
但他却说发现了一个“窍门”:那时计量是随机抽几包,按最少的计算每包的重量,但是“漏包”(
院里罚扣了老乌1000元奖金,还在局域网上全院通报。院里的大伙有的为老乌忿忿不平:“病人抽烟嘛,谁心里不知道,劳师动众的。”
从丈夫与妻子文化程度的交互分析的结果来看,女性本科生的丈夫大多是本科及研究生,而男性本科生的妻子大多是中专、大专和本科生,学历坡度明显。[5]
病房的接待室里,老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颇为不安。他的儿子也戴着一副眼镜,手抓着膝盖,有些愤怒。
每天白天去当几个小时家教,晚上回到出租屋里自己看看书。如果不是那个突然亮起的qq,他几乎要忘掉自己曾经做的那一份“工作”了。
老郑被儿子瞪着,怯懦地缩成一团。良久,他小心翼翼试探着囔了一句:“是我不对……豆豆(
儿子红着眼睛,语气冰冷:“豆豆没了,你……你好好在这里治病吧,你住一天我养你一天,别回来了。”
大弟一意孤行,认准了种菜能发财,跟人家签了5年的租地合同。一年的租金、青苗费就花了七八千块——这几乎是他们一家全部的积蓄。种菜还没开始,钱倒花得差不多了。他把先前租的房子退了,在菜地中间搭了一间简易庵棚,把他泡豆芽的盆盆罐罐都拉了来,一家人住在庵棚里。
我和主任查完房,把曾春花的家属叫到了办公室,向他们交待了一下病人的病情以及后续的治疗。来办公室的是曾春花的丈夫和她的母亲,从他们口中得知,曾春花怀孕期间没有做过正常的孕检——他们觉得女人怀孕生孩子是最平常的事,这一胎也会像前两胎一样,到日子剖出来就行了,根本没有想到再去医院检查。所以7个月的时间里,曾春花只做过两次彩超。
2001年春天,才在养鸡场干了一年多的大弟,又不愿意干了:“凭着这样打工,什么时候也发不了财。”
3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各有输赢,但不一会儿,小文的烟盒里只剩几根,而眼睛张早就输光了,在老郑那儿记下好几笔账。
“所以你就想出这么个‘馊主意’?”老乌摇着头无奈地笑着,“你可真是……唉,说你什么好。”
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卖了两年多豆芽,1999年,夫妻俩便扔下五六千块的大缸和设备,说什么也不愿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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