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让我把她们祖孙俩劝走，不要住在走廊里。可是，我每次走到他们三人跟前，看到那个可怜的婴儿，那些心中默念了许久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我摸了摸垫子上的棉被，像夏凉被一样，只有薄薄的一层，还去仓库找了一床被子送给她们。
舒满胜就像等着大哥的这句话一样，拿出手机，播放了两年前的谈话录音，生了气：“兄弟之间，还要录音，之前你骗了我，我准备跳河自杀，我以为你改好了。你说话像放屁，算不算人，你给不给？不给也要给！”
再加上通勤距离长以及工作繁忙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等，都市青年的社交圈限制是普遍现象。这时，通过相亲来解决婚恋的现实问题既直接又省时省力。[3]
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上万块扔出去了，大弟毫不在意，一走了之到南方打工去了，完全不像一个36岁的人。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母亲和我善后。
舒满胜干脆长租了楼另一边的房子，改造后又多出了6间可出租的房间。兄弟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厉害，舒满胜说“老大要打我，整我人”，家里长辈出面调解，说旅馆生意由两个兄弟轮流做，一人做两年，大哥先做。
广告牌右侧，显示着舒满胜最早开的“外星人公寓”的优惠住宿信息。
也就是同时，我们科又收治了一个名叫金明明的危重孕妇，是托关系住进了我们科的——因为市里所有的妇产科都不收了。
玉米是饲料加工的主要原料，厂里时常要收购，我便答道：“是啊，你问这个干什么？”
“老大说话，口气很狂，要么骂你，不好好讲话；有时走过来，就说你这是像人在做事吗？我用本地话问，是怎么样了？他发脾气，反问你说是怎么样了？”舒满胜说：“——你说这能沟通吗？我就骂他发神经，别待在我这块儿，他就灰溜溜走了。”
“还要我怎么帮你？以前哪一次没帮你？不都是白扔钱？”我怒不可遏。
同样一项基于南京市“万人相亲会”的实证调查将年龄与性别做交叉，其结果也符合婚姻中“男大女小”的理想模式。[6]
2001年春天，才在养鸡场干了一年多的大弟，又不愿意干了：“凭着这样打工，什么时候也发不了财。”
保管员说：“这不都在这儿吗？你在家拉的时候会不会少拉一包？”
如今，舒满胜和妻子仍然经营着旅馆，但他的房客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年，这个旅馆老板还过着另一种生活：不断地造飞机，造好一架后试飞，然后拆掉，用原有的发动机和电池，再继续造下一架新造型的飞机。
母亲又找到我，让我想办法让大弟来我鸡场里当饲养员：“都三十出头的人了，还是不成款（
二胎政策出台以后，科室的门诊量和住院病人都出现了井喷，入院率呈几何式增长，平时的46张病床远远不够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走廊两侧都会加床，最多时能加到60、甚至70张。多数时候，走廊中间只能留出一条仅供一人通行的小路。
“你说我凭什么发明‘完美教学模式’？这一套合理方式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结合了古今中外的成果案例。”如同所有的“创业”都喜欢借助新的概念一样，舒满胜的说辞也具有这种味道，“我现在还能算命，看孕妇肚子就知道男孩女孩——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一个大数据，根据医院、产妇年龄、受孕期进行数据整合来判断的。”
“小雪年底出生，在家里上学又早，就算从一年级重新上，也不算大。”
于是，每个月大哥付6000元租金给舒满胜。舒满胜买了两台中巴车，雇了司机做运输生意。
“我就是这个命呀，本来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嫁得也不远，离家5里地。我有个病啥的，一天就跑回家三四趟地看我。现在我老了，最需要闺女照顾，却没想到落到了现在这个结果——对了，明明还不知道自己的病，你们可别说漏嘴了。她总和我念叨：娘，等我把孩子做下来，没事了，我就赶紧上班去，给你买新衣服。俺那傻闺女呀！”
他拿出了许多公文，得意地对我说：“在13年、15年、17年、18年，我打的官司，法院都判我赢了。”
让舒满胜唯一担心的人，是他今年87岁的母亲。在过去，舒满胜试飞时会带上母亲，碰到有人夸奖舒满胜，老人家会很高兴，可有人指责舒满胜造飞机是在发神经时，她又觉得难过。去年，老人做了一次开颅手术，舒满胜说母亲在术后性格变了，原来每天出去散步、跳绳，现在不愿意离开家，“说自己头发都白了，出门怕别人取笑她”。
他家和三哥家原本住在一起——在公路通车后，舒满胜将自己分到的地卖了一些给兄弟，三哥就在那块地上盖了一间房子，“他一个人盖，没请人，怕别人说他有钱”。后来城管下了拆迁令，三哥选择拿十几万的赔偿款。舒满胜当时拒绝了45万的赔偿，坚持不肯拆，一门心思想着，在“不得不”拆迁前，要把房子盖得更高。
3月9日，我们科进行了后续随访，联系到了曾春花的家属，得到了一个让我更难过的消息：原来曾春花的丈夫并没有把她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而是将人拉回家了，她在3月7日去世了。
但是相亲不是万能钥匙，当青年们摆脱心理障碍，积极主动地去相亲时，会发现可能还是摆脱不了单身。
曾春花输了大量的血浆和红细胞，2月25日，她还是没有起色，竟然出现了尿少、无尿的症状，主任决定马上转到肾内科。
3月9日，我们科进行了后续随访，联系到了曾春花的家属，得到了一个让我更难过的消息：原来曾春花的丈夫并没有把她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而是将人拉回家了，她在3月7日去世了。
当你被一线城市有几套房的相亲对象父母嫌弃连买一套公寓房都需要贷款时，就会明白物质上的门当户对有多重要了。
大弟熟悉了这个流程后，就动起了心眼。一次，卸货结束，保管员数完签，他脸色阴沉地说：“不对啊，怎么少了一包？”
“吃饭呢，大娘？”我看见老人在地上搁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盛着一些酱紫色的咸菜和两个风干起皮的馒头。
比家庭条件吐槽得更多的，分别是出现了28605次的“工作”、19434次的“户口”和13124次的“脾气性格”。
他跟我抱怨那时的乡镇学校老师水平不好，比如英语：“我们学英语单词，就在底下用中文记读音，但老师发音很不准，搞得我们一头雾水。english她读‘英格丽系’，我就记下来，结果下一次，她又读‘英格类洗’。算了算了，我就不学了。”
主任听完她丈夫的描述，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果你们正常做产检，也许就提前知道存在这些瘢痕妊娠、孕期高血压等这些问题了，积极干预和预防，也不致于让她病成这个样子！”说到这儿，曾春花的丈夫便低头不语。主任接着说，曾春花现在的营养状况非常差，重度贫血，而且凶险性前置胎盘容易大出血。术后出血过多，使她的情况很不容乐观，各种脏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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