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此前的调查情况说明之后，阿利的双眼发出异样的光芒，他颇有兴致地问：“你说你这样接1000字赚10块钱，那中介赚多少钱呀？我以前听别人说找人代写论文，一篇要花好几千，有的甚至上万呢，也就是说你的中介至少抽走了5成稿费，不，可能至少8成——你就没想过自己当老板？”
国栋在县城开店的第二年，就认识了一个县里的女孩，叫陈莉，两人处了不到半年就准备谈婚论嫁了。但结婚前，陈莉提了个要求，婚后不想跟国栋的父母住在一块。婚事临近，国栋就提出让大明叔和俊花婶子回村里去住，就这么把两人又赶了出去。
我也心有余悸。这行固然赚钱，但若没有一个真正的身份，确实难以干得长久，只能小打小闹。那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高级”一点，最起码，不用害怕被人说是假记者。
叔叔从包里拿出一个证件对着男子晃了一下，“我们是纪检部门的记者，接到村民举报，说你村村长选举违法，来了解一下情况。”
我看着他给我的个人信息，上面除了有姓名，还有学校、专业、班级和导师姓名，我谨慎地去他们学校的网站上搜索他的导师信息，确认真有其人。加上他给我的模板上也带有他们学校的校徽，我觉得这些信息是真实的，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心想，如果到时他收了稿件不给钱，我可以直接找到他的导师，告发这位学生的所作所为。
就这样，一篇论文就交到了客户手里，导师看不出问题，查重报告也合格，客户满意，便支付尾款，交易完成。
等饭吃到一半，就有人忽然不怀好意地举起戴方维的手机：“大家来看看戴老师的女朋友，国庆节戴老师就要结婚喽！”
初中本就是情感萌动的年纪，很快，全班同学都知道了：许娜喜欢学习委员戴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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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国栋就跟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去了上海。那时候，俊花婶子总爱大着嗓子对我说，“等毕业了，你就去上海找你国栋哥啊，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呢！别看你哥连高中都没上，现在挣的比大学生还多！”
为保证公共住房的建设，深圳将加大相关用地的供应力度。10月底至2020年1月，全市总共将出让34宗公共住房用地，总用地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预计可建公共住房超过6万套。
那时，吴永宁的生父因病去世好几年了，吴永宁的母亲有些精神方面的疾病，这些冯福山都知道。冯福山说，他也不懂要办什么手续，还是年轻的吴永宁帮忙跑前跑后，办了结婚证和独生子女证明。后来，又是吴永宁张罗着在镇子上给他们办了婚礼，请了些双方的亲戚，还说“把这事搞定了，我也好叫你爸爸”。
不过一旦政府补足粪污处理设备建设的启动资金，为养殖场户提供理想的技术模式，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大规模养殖户将有可能率先实现盈余，而中小规模养殖户仍将继续倒贴。
因为我在咏叹的旋律里，清楚地看到作词那一栏写着：上官娜娜&david。
奶奶感叹，俊花婶子一辈子没个主意，这一次，铁了心要给大明叔治病。为了凑齐手术费还准备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国栋知道后又不同意了，跟俊花婶子狠狠吵了一架，俊花婶子扇了他一巴掌，骂他：“你凭啥拦着他治病，这么多年他少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没他你能住现在的房子，没他你能娶上媳妇？你小时候他给你卖过血，现在你还要他的命吗？”
而我，如今房子也买了，老婆也娶了，工资也涨了，开始思考自己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停止了代写业务，转而开始做自媒体，得益于从事论文代写期间锻炼出来的文字编辑能力，我靠写稿虽然赚得不多，却真正感受到了用文字赚钱的喜悦。
奶奶马上笑着对大明叔说，还有点别的事儿，就拉着刘俊花要走。还没出大门，大明叔又把她俩叫住了，拿出了一袋早已装好的桃，塞到刘俊花手里，“拿回去给娃吃，甜。”
）主办，请相关单位保障记者的采访权，在住宿、餐饮上给予方便。
“老同学好！多年不见！”许娜开门见山，倒是完全没有多年不见的疏离感，“今天来找你呢，是想问问你认不认识天津那边的领导，那边现在有一幢楼可以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租，但有关系才能拿到。我认识一位大哥打算拿下这幢楼扩充业务，你有办法联系到天津市委的领导吗？”
沉淀池或自然稳定塘由于尺寸与建造工艺都优于沼气池，相应的造价也较高，小中大规模养殖户里，分别只有36.8%、18%和50%愿意建造来更好地处理和储存粪液。
要建立规模化的现代生猪产业链，需要企业打通从养殖、饲料、屠宰加工到粪污利用的整个过程，配备有大型现代化食品加工区、现代化养猪场及配套环保、农田等设施。
[2] 黄国锋, 吴启堂, 孟庆强, & 黄焕忠. (2002). 猪粪堆肥化处理的物质变化及腐熟度评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3(3), 1-4.
几天后，舆情平复了下来，官方查实该厂证件齐全，无任何卫生安全问题。但是，客源已经全部丧失了，水厂最后只能关门大吉。
随后几天，我便在小明的指导下，按照叔叔接来的几单业务内容，不断在网上发帖，标题多是以“某某乡征地黑幕”“某某部门欺压老百姓”为标签发布出去。帖子发完后，叔叔和老黑都会在第二天开车赶到某单位去“采访”，一般当天就会带着红包满载而归。
偶像的力量是巨大的，虽然成为不了“亿元户”，短短几年，我也很快实现了财务自由，房子、车子加现金等加在一起也近500万了。有时候，我总感觉脑海里有两种声音在打架：一种声音劝我见好就收，老老实实完成网站交待的任务，不再出去搞“敲诈勒索”，就这么享受生活就好了；另一种声音则鼓励我继续放开胆子，前面有更多的钱在等着我，只要努力，我也可以是千万甚至过亿身家。而第二种声音仿佛占据了上风。
“除了给别人磕头，他啥也没教会我。我妈嫁过来第二天，他就带着我给村子里的人磕头，他的背是驼的，我的背不想驼呀！小时候在地里偷豆子，被人捉住送到了村长那里，他在村长家低头哈腰了1个小时。我把别人腿打伤了，对方不依，要打断我一条腿，他又去求人家，但是这次连门都不让他进，结果他在人家大门外直接给人跪下了……”
2019年1月，我和法官从北京来到长沙，进入了吴永宁坠亡的建筑。物业人员带着我们穿行，走过一个又一个通道，过了好久才来到那个相当隐蔽的坠亡点——这些都是当初那场事故的伏笔。
“她知道个啥，平时叽叽喳喳的，其实一点心眼都没有，遇事儿也没个主意。她连大明得的啥病都不知道。前几天我见她去上柳树村赶会，就问她咋不回家照顾大明，她说没事，都出院了，不用跟前老守着人。我当时才知道，国栋连她也瞒着呢！”
事后，郭老师在讲台上大力表扬许娜临场发挥为节目增光添彩、给班级增了光，私下里却拉着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尖子生说：“这个许娜啊，胆子大，不怕丢丑。但就是太爱出风头，心太野……”
可国栋再没学过好。好不容易上了初中，又开始成天跟着一群“大哥”混在一起抽烟、喝酒、滑旱冰。有一次他们想“搞点钱”，让国栋想想办法。说是去“搞”，其实就是去偷。国栋跟在别人后面干坏事行，自己出头却不敢，想来想去，带着这群人把自己家给偷了。
蔡晓靠家里出钱，在县里开了一家服装店，和我们当地一个富二代谈着恋爱，可富二代却绝口不提结婚。除了她，还有别的女朋友。蔡晓断想断又断不开，浑浑噩噩地享受着那个男人的温柔和欺骗，过一天算一天。
“是去世的那个人吧？”当法官提到吴永宁这个名字时，张某显然并不陌生。他强调自己并没和吴永宁见过面，最早是另一家公司想推介旗下的小视频程序，“因为我和他们老板比较熟，对方要我介绍一些小演员、网红，给app‘投稿’。然后有一个类似经纪人的人向我推荐了吴永宁。我就让吴永宁去注册账号，如果视频拍得不错的话，app就会给他打赏。”
后来我才知道，骗子当道，正是论文代写产业的日常，因此在这个行业中，信用就变得无比珍贵。不管是中介与客户之间，还是写手与中介之间，在合作之前，都需要一些特别的手段来判断对方是否可靠，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冯福山说自己当时就有了不详的预感，失了魂一样，“有别的亲戚，说我那几天脸色黑黑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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