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运前，站前路开始流传出秦大姐家副食店可以换假钞的消息。没过多久我在母亲店里确实也见到了：秦大姐笑嘻嘻地边拉家常边用100元换走了母亲收到的5张假的百元大钞。
那天汇报完，我问领导能否使用技术手段把王安平找出来，领导没有同意。因为技术手段只能用在已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上，王安平目前的情况明显不符合规定。
办公室里，我主动提出了导致两人动手打架的那笔钱，没想到刘良可竟然发起了火。他质问我：“警察也管要债吗？”
可惜，小五不愿意读书，当年他就辍学出去打工了，很快就处了一个对象，不久便同居。半年不到，继母便草草给小五张罗了婚事。婚后，小五两口子承包土地，日子过得也还不错。
他先是在班里打了一位同学。我一调查，那名被打的学生并没有招惹他，按刺头的话说，“我是替兄弟出头，我兄弟不过上课回答问题，有点结巴，谁让他下课笑话他，欠揍，活该。”
我自觉言语失当，赶紧找补，说以后日子还长，“你又有手艺能赚钱，还怕找不到好姑娘嘛”。不想王安平的情绪却突然失控了，伏在讯问椅的小桌板上，哽咽着说了句，“我只是想有个家”，然后竟大哭了起来。
2008年秋天，有人找到刘良可说要给刘欣介绍一门亲事，小伙子34岁，车祸导致一条腿有残疾，但读过技校，一直没结婚，在市里开了一家手机维修铺子，前些年还在城里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
这话乍一听有些令人费解，我让王安平解释一下：你们也不是一个姓，他怎么就成了你的“父亲”，既然是父亲，又怎么成了“岳父”？
这样看来的话，萧亚轩就是个“例外”了。尤其是在她30岁之后的几任男友，大致都比她小10岁左右。
临走时我劝他：“两口子过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王安平却说，离婚他可以接受，但就是不想被蒙在鼓里。
我要过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确实只有两处软组织挫伤，并无大碍，抬头看了刘良可一眼，心里嘀咕了一句“真他娘过分”，便把他带去了办公室。
急急忙忙赶上火车，把行李朝卧铺床位上一丢，我和赵哥靠在车窗旁开了罐啤酒。
开学前一天，继母给我拿学费，打开一看，竟是一堆零钱。继母有些歉意：“这是你父亲之前给我的，没来得及换成整钱。你就这样交学费吧。”
我能理解小五，妈妈也无法责怪他。万般无奈之下，妈妈想到了她的大儿子小力。
王安平说，自己之前打工攒下的所有钱都在刘良可那里，共有12万，原本是打算用来和刘欣在城里买房付首付的。现在房子还没买，两人却走不下去了，他就想着把钱拿回来。一来离婚以后自己也不打算再回这个家了；二来这笔钱都是自己赚的，以后的生活还要用。但刘良可却不同意，说那笔钱都用来给刘欣治病了。王安平就和刘良可争辩，说刘欣这些年的医疗费都是自己另付的，家里的钱一分都没动。
武金老师就叫上我和倪虹，还有从体校来的两个学员说：“干脆你们4个一起练，哪个好就哪个上。”
站在货车上去满街游行，一边播放着土气的音乐和蹩脚的广告，一边穿上上一个节目的女演员刚换下来的脏演出服，我难过极了。在“豪斯登堡”，我们像是人人尊敬的艺术家，可回到这辆马戏车上，我们不过是跑江湖的卖艺人。我甚至不敢正眼看街上的行人。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上台演出，服装很不合身，有几处是用别针勉强固定住。尽管我一再小心，冬湄也咬紧牙关拼命支撑，当在我站上了圈顶准备起倒立的时候，源自她脚下的“波浪”又一次传给了我，我一下就慌了，赶紧弯腰把铁圈抓紧，观众席上也传来惊呼声。
一时间，那种被遗弃的悲哀使我几乎要掉下泪来。我把毯子放在海绵垫上，穿好鞋，把海绵垫从练功场门口拖走。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往嘉佑教练身边去过，他也似乎像是从来不曾教过我这个学生似的，很快就疏远了。
“但是不能在这里交易，我带来的‘新货’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小武和其他销售，我也会断掉联系。明天我就动身回老家，x市不会再来了。”“木墩儿”耸耸肩，“你们能通过小武找到我，公安也能。如果诚心做生意，就来我老家，工厂在那边，先看货再付钱，你们自己考虑。”
“木墩儿”听完，点点头，招呼富平3人坐下后，态度也缓和了很多，扬起脸说道：“你们不必找我，一行有一行的规矩，你们继续找小武拿货就行。”
暮色缓缓垂向大地，单调的“咔哒”声中，卧铺车厢橘黄色的灯光倏然亮起，我开始跟赵哥慢慢讲起火车站外我家店面的邻居秦大姐他们几人——他们是别人眼中的奸商和打手，后来因为贪心不足遇到了真正的诈骗犯。
站前路靠着火车站的那一排店面，产权都归在铁路下面的一家三产公司，只有富平经营的招待所是个例外。
等到2013年的春天，一年一度的大戏——春游要开始了。学校组织学生在不远处的荒地和小树林，集体烧野火饭。
1994年，我大学毕业，为了父母，我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选择回了家乡，希望用自己的努力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张老师啊，你们班有几个学生不在教室……其他人不确定，但肯定有一个学生是刺头。”电话一断，我立马在办公室里着急地嚷嚷：“学生逃课了！这上哪儿去找啊。”
“开门做生意，哪有赶客的道理？不管你认不认识小武，我们可是实打实诚心做生意的。”秦大姐在门外拉住“木墩儿”的衣袖，富平连忙递上烟，也连连附和称是。“木墩儿”接过烟，狐疑地扫了3人一圈，思考片刻，说：“不在这儿讲，去我房间。”
但好景不长，2000年左右，随着政府一纸规划，火车站对面的长途汽车站搬去了市郊，需要在火车站过夜的旅客大大减少了。
1889年6月29日，霍姆斯的房子完成了一半。也是在这一年，芝加哥合并了恩格尔伍德，并且很快在六十三街和温特沃斯街附近设了一个新的警察辖区——第二分队第十辖区，距离霍姆斯的药店七个街区远。
“哎哟，老板。真没法儿便宜了，再便宜我就要亏本。oppo的最少30块，三星50。你去手机店里买，这款三星的最少要100多。”
“老鼠”把车停在花鸟市场外边，带着富平和秦大姐走向一个门面邋遢的苍蝇馆子，隔着玻璃窗朝里面指了指。里面那个中年男人绰号叫“木墩儿”，正在吃饭，五短身材，腰圆体胖，脸上挂着一幅憨厚老实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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