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与工作相关度最高的专业被医学占据多数。医学影像学、临床医学与口腔医学位居前三，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进入了与专业对应的职业轨道。
我诧异地看着他，想起3周前姜艳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便问他：“今天又关姜艳什么事？”
反观农学的“低迷”，则免不了人们长期以来的固有观念，以及对工作环境担忧的影响。
但问题是，相亲已经很累了，又有多少人能坚持到第37个人以后的那个他/她？
那一年，他考试没通过，留级了。成为李连杰的梦想，就这么破碎了。
我听出了他的话外音，问：“那刘进自己怎么想呢？对之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打算？”
随着城市人口异质性的增长，城市匿名性导致在城市生活中人们很难再形成熟人社会的那种交往关系。[2]
我一听也慌了——一个签就是一麻袋玉米，180斤啊。每斤玉米才赚1分钱左右的差价，刨掉运费，贩一车玉米也赚不来一袋玉米的钱！那还不亏了？
每次他拉来玉米，我都要挺着大肚子跑前跑后帮他找人，怕保管员压斤扣秤，我给保管员赔笑脸；怕装卸工拖延，我说好话让他们及时卸货。
于是，每个月大哥付6000元租金给舒满胜。舒满胜买了两台中巴车，雇了司机做运输生意。
那几年应该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我想，真难得他还有这份孝心，只希望他越来越好。
9月初，农户们又来要下一年的地租，大弟争辩说：“交了一年的钱还没干半年，怎么又要下年的钱？”对方说：“必须提前给，不给不行！”
他拿出了许多公文，得意地对我说：“在13年、15年、17年、18年，我打的官司，法院都判我赢了。”
一方面，大学中开设的职业规划课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是公认的“水课”；另一方面，在读期间摆正心态，认清自我，同时对就业信息及时跟进和搜寻，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我真不想做这个手术，这个孩子有毛病，想着等身体养好了再要一个。你知道的，农村嘛，总归有个男孩牢靠些。”
我没去深究，也不想再过问——外孙女都上幼儿园了，大弟还是这样不切实际，估计这辈子都改不了。只是，我这个当姐姐的，也再不想操心了。
回到派出所，同事把刘进带进了讯问室，我则带着早一步回来的姜艳去2楼办公室。此时姜艳身边陪着一位中年男子，自我介绍说是刘进的舅舅，名叫姜涛。
几十秒后，人们看着这架离地五六米的飞机快速地坠落，人和飞机都跌到了地上。后来舒满胜解释说，他自己慌了，收了油门。
我一听也慌了——一个签就是一麻袋玉米，180斤啊。每斤玉米才赚1分钱左右的差价，刨掉运费，贩一车玉米也赚不来一袋玉米的钱！那还不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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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进行同类匹配，选择同自己的职业、户口、家庭条件、年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相似的异性为配偶。[1]
[1] 许荣漫. (2013). 城市青年集体相亲行为研究 (master's thesis, 南京大学).
姜艳沉默片刻，说儿子脾气一直十分古怪，以前也去医院精神科看过，只是一直没确诊。
“我让你们几个都上学。你上到高中毕业不错了，要是分数差个几十分，我还能让你复习，这差得跟王豁子嘴样，你又不下劲学，整天胡日派，再复习八年也是枉然！”母亲抱怨道。
“杜儿，害怕就别当护士，再说还有王姐和你一起上夜班呢！不懂就问，见得多了，慢慢就习惯了。”我拍拍她肩膀。我并不为小杜担心，我们都是像她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护士必须迈过“害怕死人”这道心理上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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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舒满胜准备盖一间有两个屋子的平房。大哥提着水果来劝他，“要做个大工程，盖就盖3层楼”。舒满胜心动了，“我说钱不够，他说先把盖房钱给他，1个月后就帮我做——自己的哥哥，哪有不信的呢？”
姜艳为此还挺生气，在工作中故意给那个姑娘穿小鞋，姑娘就直接裸辞回了老家，听说后来照样找到一份挺不错的工作。
“合眼缘”这三个字尽管很微妙，但也不是没有科学依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库尔班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无论相亲时准备的书面资料表示双方有多般配，多数人在见面的几秒钟后就可以做出决定要不要交往了。[1]
他说可以先从村里私人收购点赊欠，拉来这里卖掉后，再把钱给人家，自己赚个差价，等于空手套白狼。
姜涛家兄弟姐妹4个，姜艳是老小，她和刘平1983年结婚，2010年离婚，刘进是他们的独子。这对共同生活了27年的夫妻，如今即便离婚了，还仍旧时不时相互找茬。
在出租公寓的入口处，床上放着凌乱的衣服和杂物，这里是他临时的睡觉之处，也是他做飞机的地方。小屋里杂乱地放着电池、电机、螺旋桨、遥控器，地板上画着潦草的几何体——他没有任何准确的图纸。
我目瞪口呆：“怎么我不该上，就该让你上？是咱们同时考上了，没让你上还是怎么的？”
我以为传销的事儿后，他应该懂得脚踏实地，不能再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了，毕竟，也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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