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优围健身”的维权群建立起来了。我并没有进去，只是听在里面的朋友讲，受害者不少，很多是那些近几个月才办卡开课的人，其中一些人还购买了大量的私教课。师弟们见了我也是一个劲嘟囔：“还没练多久呢，馆子说倒闭就倒闭。”
我没有听从亲朋劝告辞职备考。我怕考不上，再失去这个临时饭碗。好在之前参加培训的功底还在，我没再花钱买课，只是把自己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自学上。
我常常会想，在本该读书的年龄，他们在练杂技，可杂技也不能演一辈子。当舞台寿命终结时，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可转念一想，才299的年费，自然会混入贪图小便宜和新鲜感却缺乏公德心的低素质会员。
）要来中国选节目，希望我们团的这波小孩儿能担起这次演出任务。
1992年初夏，我作为“四川省x城少男少女杂技团”的一员，踏上了出发的列车，先到成都、再到上海、再飞日本。
开场过半，银幕上响起哪吒霸气的声音：“去他个鸟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说了算！”
又过了一阵丧家犬似的日子后，倪虹被选去练习“钻桶”节目，在一个直径约30厘米的铁桶里折叠着身体钻进钻出；我则被团长选去当了“蹬技造型”的“尖子”。节目内容是：一名“底座”躺在一个约45度的坡度的特殊道具上，脚上蹬着梯子或板凳，我在上面做倒立、下腰、含花等各种造型。我又再次穿上保险绳，无数次被吊在空中。
大一下学期开学后，这座南方小城的天气日渐炎热。从宿舍所在的西校区到我办卡的那个健身房，坐车不太方便，走路得半个小时，往返途中，汗流浃背。
随后几个阿姨也说得神乎其神！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了这个“高人”，报上生辰八字，再度测算了一番。我想，如果他也说我考不上公务员，我就彻底放弃吧。
2016年4月的省考，李建千挑万选，居然报考了市检察院。检察官是“着装”啊，我大喜，他一定能考上——因为我们相处越来越好，我真要嫁给“着装”的，他就一定能考上。
每个人都发现，这位老板为人十分宽厚。时不时有旅客没付房费就不告而别时，他似乎一点也不介意。他身上总是有一股淡淡的化学试剂的味道，事实上整栋房子都一直飘着药品的味道，这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毕竟他是一名医生，而这栋楼的一楼就有一家药店。
确认完面试资格，李建还在大门外等我。一同冲出舌灿莲花的包围圈，他约我去喝杯咖啡。乐得有个人交流经验，我答应了。
小斌处理完事情后，去了一座二线城市的郊区健身房，边做销售边训练。按他的话来说，“卖卡不是什么长久的事，有点本事才能做得长远”。问他被“力量plus”拖欠的工资怎么样了，小斌最近一次给我的答复是“还在走法律程序”。
至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会员的体脂过高无法凭肉眼进行判断，才会考虑肢体接触，而且还得事先征得会员同意。更何况，肌肉发力本就是带着一点“玄学”色彩，要靠锻炼的人自己慢慢去感受，那些打着“帮你找肌肉发力”名义、实则是对你摸来摸去的教练，便是臭流氓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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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见到李教练是在11月末，我坐在休息区，看见他从办公室走出来。我很好奇：“你不是说要离开这里了么？”——一周前，与他的闲聊时就得知他要离开这里，另谋出路。
她无奈道：“我报错了岗，但凡选别的，不遇到你，我就是第一。”
我们每天都要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双手撑在一根条凳上，双腿弯曲往地上用力一蹬，同时收腹、弓背，向着天花板猛踹腿，一次做几十个，重复无数次，一天一天练下来，直到有一天，就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当然，只需要一个周末不练习，就会让已经变轻的身体回到起初的沉重，只有通过力度更大的练习才能再一次轻盈起来。
维权群里闹得厉害，有销售甚至扬言要在开庭的时候去揍老板一顿，“反正钱是要不回来了，打他一顿也是好的”，还有人提议去健身房把器材搬走抵债。有朋友私下跟我开玩笑：“要不咱也去拿走几个哑铃，搬张卧推椅走？”
我回去和朋友们说起这件事，一个哥们悠悠地说：“听闻这家俱乐部的小股东，就是那个搞搏击的，起初人家大股东看重他是内行，就让他做健身房的管理者，拿双份人工（
4月中旬，我跟自己赌气，跑到一个蛋糕店去应聘店员，月薪2300元，不给交任何保险。我每天和同事一起跳早操，假装很快乐，可心里天天祈祷：认识我的老师和同学不要来买蛋糕。
我想了想回答道：“应该不会吧，你看，有实力的李教他们还没走，而且还有这么多新人来办卡。”可说完我也犯嘀咕了，又补了一句：“就算要倒闭，大概不会这么快吧。”
我问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前台说，应该很快能解决吧，毕竟老板们投了不少钱，又说，老板们还有很多别的产业，包括珠宝。
封闭培训结束那天，9个人聚餐庆祝“解放”，又一次猜测谁能顺利“翻盘”，“模考”次次第一的李建被认为希望最大，大家纷纷跟他碰杯叮嘱“苟富贵，勿相忘”，然后又来碰我的杯，说是“夫贵妻荣”。
“请马上回信。”她补充道，“然后寄到芝加哥，信会被转交给我。”
我年龄小，身材苗条，倪虹和我一样。从进杂技班的那天起，我就时常听见教练们议论，说我和倪虹最适合练“尖子”，我后来才知道，“尖子”就是表演高空节目的演员。
看着父亲坚定的目光，我一边练功参加演出，一边读书学习参加考试，断断续续直到2000年才拿到毕业证。
大一下学期开学后，这座南方小城的天气日渐炎热。从宿舍所在的西校区到我办卡的那个健身房，坐车不太方便，走路得半个小时，往返途中，汗流浃背。
正比赛着谁的创意够“恶毒”，报考法院的刘姐接了个电话，“内部人士”透露消息：跟她同岗的第一名因为在考试报名环节作弊，被第四名举报，核查属实后取消面试资格。第四名转为第三进入面试，刘姐已经变成了第一名！
“行，不考也行，我姑娘这么优秀，还非得在它一棵树上吊死？”我妈故作云淡风轻，转身进了厨房，我怀疑她偷偷抹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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