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韦丽说到这里,无奈地叹了口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得到这种机会,我必须拼了命地努力。”
韦丽10岁丧父,后母亲带着她和妹妹南迁至此。15岁时,母亲骑运货的三轮车时被一辆小车撞倒,一腿落疾,无法再工作,此后只能在菜市场外摆摊为生。
接生婆没有孩子,死的时候也没人喊妈妈,哭丧都是请的人。“我给她擦洗身体时,看着这么一具干瘪的、矮小的、满脸斑点的老人,我就哭过这一次。那一刻发现,原来就这么一具将要腐烂尸体,没有享受过富贵,却见证过很多生命”。
后来,韦丽一连两个星期没有下大院。病房里同事讲,她整日胡言乱语,有时候说自己是“武则天”,该“母仪天下”,有时候又说“医院管理太乱,应该聘请她当院长”。那段时间老康 “普度众生”的业务,也做得不怎么用心,时不时半路撤退,回答也心不在焉。他在病人里的“口碑”第一次出现了下滑:“康老师脾气大了嘿,不理人了。”
围观人群的手机陆陆续续地响了起来,大家纷纷掏出手机,果真发现自己收到了显示银行客服号码的短信,内容是“银行卡需要升级”,还有一个钓鱼网站的链接——只要点开链接,在虚假的银行网站内输入银行账户和密码,卡内的钱就会被负责后台控制的犯罪嫌疑人全部转走。
随后,孙红卫又向民警乞求:“我这事千万别告诉我女儿,她在英国留学,我怕影响她的情绪……我也不知道要被判多少年,但我出狱后,一定要邀请所有办案警察吃饭,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了!”
师弟显得很高兴,因为李老师说,填好这个,每月会给他发放一笔“科研助理费”。我看着师弟,没好意思跟他说导师许诺给我“生活费”,一年多从来就没见过影子。
后来江菲回想往事,觉得这一切就像个荒诞的黑色喜剧,让人笑不出来——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件事情,全家都成了无心却关键的推手:母亲将她反锁在家,哥哥告诉那人如何翻窗并证实了其可行性,父亲又拒绝了她关于修窗锁的诉求。环环紧扣,将她囚入绝境。
某天,她在路上,遇到食堂送饭的阿姨。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强烈而又莫名的想法:在阿姨的食盒里,肯定藏着别人向领导行贿的证据。她一把夺下食盒,在里面四处翻找,而后她又揪着阿姨的领子,大声斥责:“你是不是跟领导行贿了,故意要他来搞我,是不是!”
江诚说,4个月前的某一天,他从网吧出来正好碰上江志雄了。江志雄见了他有些奇怪,说:“你妈不是没空管你们,周末把你跟你妹锁家里了嘛,你咋出来的?”
康医生?这又跟老康有什么关系?我正欲再问,外面忽然响起铃声,“收大院”了。我只好先把她送回去。
所有人霎时就慌了,他们立刻叫了救护车,把韦丽送到医院紧急处理。韦丽一路抓着车里的护栏,奋力挣扎,大吼大叫。于是,他们只好让护士们把韦丽束缚在在床上,让她动弹不得。
甚至她也有过一些疯狂念头。有次她走在铁轨上走,身后震天一声汽笛,而后是“咔嚓”的扳道声,她转头一看,一个巨大的黄红色火车头朝她脚下这条轨道疾驰而来。
江志雄戴一副眼镜,身体瘦弱,长得又矮小,在村子里一度是人见人欺的对象。然而世事难料,他后来竟成了整个乡里唯一一个读完高中、即将去考大学的人。
前几天,我突然接到老妈的电话,说让我们几个陪她去医院探望萍嫂子。我这才知道,萍嫂子不仅和威哥离了婚,还被气病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同事老姚凑过来打趣我:“哪里惹人了,这都跑到办公室里来闹了。”
有“专家”上门为韦丽看病,只简单地询问了几句,也没有跟韦丽说她究竟是什么问题。过了一会儿,公公拿了一盒药走进来,用一种略微责备的“宠溺”语气对韦丽说:“傻丫头,不准再做这种事了。医生说你有些小问题,必须吃药。”
“也怪我,忘了告诉你,我们都没有去签字,一听说你去了,小美就急了。”老姚一边点烟一边说,“20多万套房子,现在只登记了两万套,还说年底要办完,哪里那么容易啊。我们都在等政策,再决定是放弃还是花钱买产权,再不济,还有离婚这条路可走不是?”
我们通过几回语音电话。她始终很客气,不过聊天内容就随意多了,通常是她发出问题,我来回答。比如我以前做过什么,去过哪些地方,有过什么难忘的事情等等,我一旦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她则悄无声息地听着,不作评论。过程虽也挺好,但她始终极少说自己的事情,即便我将话题引到她身上,得到的也全是沉默。
没过多久,我还是收到一本《乌合之众》,大姐转述表妹的话:“这是讲智慧的书,你应该看看。”我心里冷笑,本想把书束之高阁,某日无聊,还是拿起来翻了翻。发现书中一页的空白处手写着一段话:“毒入体愈久,深入骨髓愈深,排除之期愈长。遂要做好持久战之准备。”后面跟着一个日期,2016年的某一天。
过了一会儿,她缓和了语气:“现在都是这样报账的,你别有压力,没人会理这些小账目。再说,我要说某个人是课题组成员,或者某项开支是科研开支,那它就是。谁还会为了几百块钱车票专门去调查某个学生是不是课题组成员吗?”
老康当时还不够格进入专家组,但他对专家的结果“不屑一顾”,充满质疑,决定自己去从头了解韦丽。“这一了解,我知道了,没那么简单”。如果按照精神障碍来治疗,韦丽从此就死死打上了“精神病”的标签。
婚后半年,女人给江志雄生下一对龙凤胎。老婆要带孩子没法工作,两个孩子嗷嗷待哺,家里急需用钱,江志雄却仍是无动于衷,成天打牌喝酒。有人看不过眼,劝他找个工作养家,他立即做出一副被侮辱的表情说,老子宁愿去要饭都不去给别人打工。
因为是家族式犯罪,想要进入电信诈骗团伙的核心层,必须是本族血亲,连表亲都不行。陈文静的父亲是从别的村入赘进来的,所以做电信诈骗“生意”的亲属并不信任她,陈文静也才难得地在中专毕业前没有被拉下水。
研二上学期刚开学时,学校来了位新校长,主持实施了新的报账制度,说要纠正以往的报账乱象。新的财务章程规定不能让学生去报账,必须由学院的助理报账。这么做的原因,一是禁止部分导师将学生当作免费劳动力。二是防止部分导师报账时虚开票据,或者学生报账不懂得流程,导致报账混乱。
“这得是多大的事儿啊,兄弟俩能闹成这样?”旁边排队的大叔忍不住出声问。
“我骑着电车发送诈骗短信,如果有人上当,点了虚假链接,表叔就会从后台转走他们卡里的钱。如果卡里的钱少于3000元,钱就全部归表叔,毕竟网站维护,雇人去‘水车’(嫌疑人的虚假涉案账户)取钱这些也是要成本的……但如果多于3000元,多的部分,我和表叔六四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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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天跑来我办公室,问怎么能做火车站附近这片儿的扳道工。我都被她问懵了,说现在的铁轨扳道差不多都被电动扳道代替了,哪儿还有什么扳道工。”
因本省保健品行业尤为发达,省内的制药业也在全国位居前列。单是我们所在的这个边疆小城,就被众多制药厂环绕着。而假电台广播里推销的保健品,正是本市某知名药厂生产的。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怕张院长询问,但实际上我想多了。当我和师姐将材料送到张院长办公室时,张院长完全没看材料就签了字,还跟我们谈笑了一会儿;接着,我们到隔壁办公室盖章,保管印章的行政人员在看到院长的签名后直接盖了章;到了财务处也是一样,范处长直接签字,然后去盖章,没人审查。
“还不都是为了房子的事。最近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天天有人要给我送房子,这要是真的,我就发大财了。”对于最近的这些事,我也挺无奈。
这么些年来,妻子骂归骂,但家里全靠她操持着,对有问题的婆婆也任劳任怨,几十年来一步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家,“换作别人做不到,我能和她过上日子,多好”。
陈文静的反侦查意识极强,在购买了电动车后,她利用自己在电子厂工作的经验,买了一套工具和附加电瓶,将使用交流电的伪基站设备直接改装成使用电动车电瓶供电,还将设备开关连接在电动车转向灯开关上,一旦情况不对,可以随时关闭设备以逃避侦查。而这台设备还可以随意更改手机用户接收到的短信号码,陈文静又将诈骗短信号码设置成银行的客服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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