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过几回语音电话。她始终很客气，不过聊天内容就随意多了，通常是她发出问题，我来回答。比如我以前做过什么，去过哪些地方，有过什么难忘的事情等等，我一旦打开话匣子就滔滔不绝，她则悄无声息地听着，不作评论。过程虽也挺好，但她始终极少说自己的事情，即便我将话题引到她身上，得到的也全是沉默。
第二天下午，我陪师弟一块去了李老师办公室。说明来意后，李老师对师弟的道歉表现得很宽容，当场就把师弟拉回到了硕士生的qq群里，并说了一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之类的话。师弟也当场表示，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一天下午，回答完问题的老康，正准备离开大院。一个女病人突然扒开人群，挤到老康面前：“康老师！我来住院啦。”
韦丽的事，还有很多疑点，最大的两个：第一，韦丽是怎么从一个疑似抑郁症患者发展成为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第二，老康跟这有什么关联？
“这种广播内容制作这么粗劣，怎么就有人信呢？难道人们就分辨不出来吗？”听到后来，连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笑了。
（原标题：网红王思聪“消亡”：朋友圈晒12任女友，给狗买iwatch，怒怼范冰冰）
过了几天大姐问我联系上没，我这才想起，自己发出好友申请后，一直未获准通过，大姐脸上就带着几分失望，叹气说：“她这人有点儿邪门儿，难相处。”
接生婆曾说，她接过生的小孩很多，但依旧能记得每一个小孩的模样，她说那些人后来无论贫穷富贵，做人做鬼，在她眼里都一样，都是这么哭着来到这个世上的。“一条一条的命，不管他们会活成什么样子，就都是一条一条的命”。
点完菜，小璐师姐让我打开材料袋。我拿起材料袋后发现很轻，有点疑惑地打开，发现里面居然空空如也。我抬头看看师姐，师姐不等我开口，就解释说：“教改课题的报账材料需要我们自己做，然后拿给前两天一块吃饭的张院长和范处长签字，再去报账就行了。”
为了规避一家只能办理一套“福利房”房产证的政策，很多人家都选择找亲戚朋友里的无房户帮忙，把房子过户到他们名下，等到房产证办理出来后，再过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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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哭笑不得。心想，我来了一学期了，除了给你干活，你指导过我学习嘛？但话不能这么说：“谢谢老师这一学期的指导，我进步了很多。”
她的心里充满挫败，身体也已不再年轻，不允许她再改行换业重新折腾了。抱着一种认命的无力感，她开始为自己多余的精力寻找寄托。这个时候，音乐进入了她的世界。
饭桌上，老苏头有一搭没一搭跟韦丽闲聊，其他人低着头吃饭，一言不发，气氛有点闷。
我俩拿着这些材料去给李老师过目。李老师看后点点头，说张院长在办公室，让我们赶紧去签字。
“可不是咋滴，到现在也不说第二套房到底怎么弄。我这给孩子买的房，他不是油田职工，也不能过户给他，现在只好先过户给我弟了。”旁边的大哥也来凑热闹，“不过得找关系过硬的人帮忙，要不然房子要不回来了可就真得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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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7月，有天，我又在朋友圈看她写道：“我是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是一个瑟瑟发抖的小孩。没错，我45岁了，做了25年的教师。但我的内心还是一个瑟瑟发抖的小孩。看见任何人我都很害怕，觉得他要伤害我。我很难过，我的眼里噙满泪水。可是，当泪水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又好了一点。我身体里的‘毒’又被排除了一点……”
“我承认我虚假宣传，可这不也是工商局管的事吗？也就是罚个款，你们给我戴手铐干什么？我要告你们滥用职权！”
那天她从农贸市场买菜回来，快走到店里的时候，身后忽然有人喊住她。杨菊转身看了看，那个喊她的女人，一头齐肩卷发，满脸带笑，看着有些眼熟。
当时的老康很年轻，又评上了“主治”，在医院的科研小组里担着不小的职务。医院对他很重视，只待他出点成果，好顺理成章地把他提到负责人的位置。
“我妈没读过书，很粗俗，说话嗓门大，一点没有女人的文静。我爸不喜欢她，她受了气就往我身上撒——家里只有我不会顶嘴。至于我父亲——”她稍顿一下，“我既崇拜他，又恨他……他对外人和善，笑容满面，但是回到家里就板着脸。他看不上我妈，家里每个人都不入他眼。他对我做过两件事，我到现在还不能原谅。”
她用力地举起药，想扔出去。但她又想起刚才公公的话，倏地将手停在了半空。
后来，韦丽一连两个星期没有下大院。病房里同事讲，她整日胡言乱语，有时候说自己是“武则天”，该“母仪天下”，有时候又说“医院管理太乱，应该聘请她当院长”。那段时间老康 “普度众生”的业务，也做得不怎么用心，时不时半路撤退，回答也心不在焉。他在病人里的“口碑”第一次出现了下滑：“康老师脾气大了嘿，不理人了。”
有时候江菲自己都说不清，是当年被猥亵更痛苦，还是性意识觉醒后对此事的羞耻感更糟糕。她开始失眠，整宿盯着天花板发呆。即使她很清楚自己只是受害者，但这种事并非是划条线、告诉自己没错，就能完全把这一切从自己身上剥下来的。
这个报账很简单——我和师弟将课题中期成果、成员信息等打印出来后签字确认，之后填好检验表格，交给院里领导签字、盖章；再填好资金发放表，交到财务签字盖章；账目报完后过了一周左右，这些应发给助研学生的科研款项，就发到了我们的学生卡里。
他说自己总会想起接生婆的那双手，“我的手也一样，不是脏的，没有干过脏活”。
听到大姐的答复，我放心了。这年头，只要“房改”政策不真的落实下来，啥样的谣言都能出来。
韦丽的病情，在系统地治疗后，缓解了一些，异常渐渐减少，交流慢慢顺畅了，思维逻辑也在恢复。只是，一旦减少药量，她的情况会出现反复，情绪又变得无法控制。
面对法官提问时，黎南松再次说到了影响他的接生婆，法官打断了他的话。轮到我做总结时，便替他把没说完的话补充完了——“黎南松之前对我说过，‘背了那么多的死人，那次想做一回接生的。我不怕死，就怕两条鲜活的人命在我眼前没了，我是进去救人的。’”
过了几天后，李老师说她已将我和师弟加入了她之前申请的一项校级课题中。师弟很高兴，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师姐和师兄早就告诉过我，这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到时候发放经费，虽然会发到我们卡上，但实际上还是要转给导师的，自己什么落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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