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可事后他兴奋又神秘地告诉我，那个竹签是他趁人不注意，卸货前故意塞一个在磅秤下面的，这样能多算一包玉米。我瞪他一眼——但也不能拉他去把多拿到的钱还了惹一身麻烦，只能训斥了他一顿，让他下次不能再犯。
舒满胜上过新闻：第一次是在2011年，当时有人在微博上爆料，“武汉一超牛农民自制飞碟试飞”，并附了一段7分33秒的视频，然后就成了报纸上的豆腐块；第二次是2018年，新闻标题是，“男子15万元造‘飞碟’试飞涉嫌违法”——他做了一个飞碟形状的飞行器，发布了一条试飞视频：在夜色中，蓝绿光芒的碟状物，升到空中七八米，过了1分多钟后，它缓缓回到地上。这个“飞碟”的造型吸引了很多网友，自称为“外星人”的舒满胜也很喜欢这种神秘感和噱头。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择偶坡度也是有限度的。毕竟一个男研究生也很少会去找小学没毕业的女性，而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性也很难找到一位男性博士生。
因为住在同一个公寓，舒满胜和大哥经常遇见，两人如果不讲话，见面时还打下招呼，但一讲话，肯定就要吵起来。
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进科里时觉得走廊里少了点什么，原来是曾春花的女儿和她的婆婆走了。回头看了看到那祖孙俩睡过的地上，已经被清洁工打扫得一干二净了，仿佛她们不曾在那儿住过一般。
如今，舒满胜和妻子仍然经营着旅馆，但他的房客可能并不知道，这些年，这个旅馆老板还过着另一种生活：不断地造飞机，造好一架后试飞，然后拆掉，用原有的发动机和电池，再继续造下一架新造型的飞机。
“你那些菜，就是到最后也卖不了多少钱。不如卷旗收兵，还少亏一台柴油机钱，还少费几个月的功夫。”
后来，他又因手头资金周转不过来，三番两次地缠着我借钱，说给我一分的利息，每月打过来。我只好陆续又给了他几万。
那时仓库记录包数的方法还很原始——“发签”。每到卸货时，保管员就把一些竹签交给货主，每卸一包，货主递一只竹签给卸货的人，卸货人接过来把签交给保管员，或者丢到保管员身边。最后，数竹签的数量，来计算总包数。
主任摇头：“最后脑干出血了，脑系科说保守治疗，没有手术意义了……”
但不论男性女性，相亲总归是奔着结婚去的，脱单这事不分男女，没有人想相亲50次、甚至100次都还找不到结婚对象。
“住院的当天晚上，王辉就去给明明买了寿衣，可是都是老人家穿的那种。我看见说可不行，当场就把女婿买的寿衣扔了，我可不让俺闺女穿这个走，嘛时兴买嘛。”老太太抹着眼泪，“转过一天，这不，我刚去商场买来的最时兴的衣服、高跟鞋和呢子大衣。这些东西都放在车上了，万一，明明在引产中不行了，就穿这个走。”
我很是生气：“既然不打算干了，为什么还要给人家柴油机？买这机器，你借我的钱，还没还呢！你倒好，宁可给人家。你交了一年的钱，还没种半年，你走了也不耽误他们接着种秋季庄稼！”
[6] 海外学人相亲记. (2019). retrieved 20 september 2019, from http://episte.math.ntu.edu.tw/
我怀疑他的能力：“人家有门路、有经验、有资金，你什么都不懂怎么收？质量你能把握住吗？保证不了质量别说赚钱了，弄不好还亏本呢！”
听到这话，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是什么滋味。“先别想这么多，把身体养好可以再要。”我把她身上的被子往上拽了拽。
正如电动跑车特斯拉只是美国“钢铁侠”马斯克的火星计划的一部分一样，舒满胜造飞碟这个在家人、邻居视为不务正业、“脑子有毛病”、“有钱烧不过”的举动，也只不过是他梦想中“超级学校”的最初一步。
来到我们科时，曾春花已经失去意识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脸色苍白、瘦弱，像个衣服架子。她的衣服看上去特别肥大，晃晃荡荡地挂在身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孕妇多是营养过剩、体型偏胖，她却可以说是我见过的孕妇里最瘦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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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弟走后的两年，我去局里筹建的一个国家粮食储备库上班，还算稳定。可到了2003年，我也下岗了，靠打零工为生。
为了小孩上学方便，弟媳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低矮的平房。我和母亲趁夜里帮着她从菜地里搬了家，怕农户知道了追要下一年的租金。
我心中起疑：按说，他这种情况怎么也不可能攒下钱的，怎么突然就能包山头养鸡呢？但转念一想，这些年，他没还钱给我，但再也没问我要钱了，或许他也知道他大姐我这些年过得也并不如意吧。
今年春节期间，听说大弟于去年下半年在南方某地包了一块山头，搞养殖，饲养土鸡，卖土鸡蛋。弟媳说，他这几年打工，每次都不长久，钱花完了找地方干两三个月，随后又辞职。他总说：“打工再怎么样也发不了财，我就是要饭也不愿打工。”
3月7日，我在进行院内护士技能大检查时，碰到了脑系科的护士长，问她曾春花的病情。她说，刚刚办理了出院手续，家属说要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我俩还不胜唏嘘了一番。
不断地受伤，不断地重来，不堪忍受的妻子已与他分居了半年多，但舒满胜却不是很在意：“我们老夫老妻没什么生理需求，只是她想我留在身边。”
我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没想到他动作倒快，很快便找到农户谈租地的事。那块地总共5亩，分属于3家农户，人家张口就要租金每亩900块——那时农村租地不过200块一亩，他像租不到地似的，连价都不还，直接应了。
他又恢复了从前耍赖的样子，非要我借钱不可：“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干事业没人帮怎么行？”
值得一提的是，和相亲对象刚坐下来，就被一连串问题“查户口”也经常被吐槽。当然，这里户口问题更多的还是字面意义上的户口。
饲料厂在城郊，搞养殖得天独厚，于是在场院往西买了几十亩土地，轰轰烈烈地建起养鸡场、养猪场、屠宰分割线、冷库，并调配了相应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负责各个项目。我因为专业对口，也从1992年开始负责养鸡场的工作。
成了家的大弟，并不像其他农村孩子那样脚踏实地——麦收大忙季节，人们都起五更睡半夜抓紧午收，他就躺在床上睡大觉。母亲气急，拿手臂粗的木棍打他，棍都打断了，他就是不起床。
3月7日，我在进行院内护士技能大检查时，碰到了脑系科的护士长，问她曾春花的病情。她说，刚刚办理了出院手续，家属说要转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我俩还不胜唏嘘了一番。
我拿着盒饭去走廊的时候，曾春花婆婆正坐在垫子上拿着一个干馒头啃着。我把盒饭放到她那个搪瓷缸子旁边：“大娘，你还没有吃饭吧，别嫌弃，我们科多订的一份饭菜。”
金明明，怀孕6个多月，未定期孕检，1个月前咳嗽、憋气，在b县小诊所输液，5天后依旧没有好转，随转入了市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时查血发现肝癌，晚期。市医院的医生建议金明明终止妊娠，进行下一步治疗，可她的父亲却极力主张转到我们科进行引产手术。至于患者本人，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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