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大弟听说有一家人靠着自己泡豆芽这个小生意，在城郊建起了一座两层小楼——他心动了，说干就干。备好泡豆芽用的大缸以及所需要的设备后，大弟就让母亲趁农闲来帮他们。因为没有经验，起先买的豆子不符合要求，泡出来的豆芽粗大，不好卖，损失了不少；泡豆芽需要每天换水多次，天气热时如果换水不及时，豆芽就要“烧缸”，弟弟懒惰，经常偷懒，几缸豆芽都烂了。
此外，还有容貌身材、育儿、学历等问题也经常被提及。然而，就算通过了以上所有的考验和相亲对象在一起了，也难免会因为生活上的琐碎产生不和而再次登上吐槽榜。
他领着我“参观”那些出租房，走到了公寓走廊最里面，无所顾忌地打开了其中一间虚掩的门，里面坐卧着4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其中1个不耐烦地看着我们。房间里面装修平淡无奇，摆着两张床，惨白色的床单、被罩，典型的高校附近的廉价旅馆。
初春的天气，病房里虽有暖气，但还有些凉意，她却光着一双脚，也没穿袜子。我走过去，把棉被盖到她的脚上。
舒满胜为自己新开张的旅馆起名“外星人旅馆”，并在入口外做了那张夸张的广告——这几十年来，他很少感觉到善意，为此，他有了自己的应对方式，旁人都骂他“神经病”、“外星人”时，他干脆以此自居，用一种荒诞的方式来吸引更多人的关注。
“杜儿，怎么了？”22岁的小杜3个月前毕业考到我们科，跟着王芳一起上夜班。
究竟相多少次亲才能找到另一半这个不知道，但是对于一直徘徊在相亲市场的人来说，算法上的最优终止理论，也称为37%原则，或许可以给你参考。
我和丈夫上班两三年，经常要帮衬双方家里，省吃俭用存下的钱总共才1000多，只得把这个钱拿出来给了大弟才算完。后来酒厂资金到位，他把钱取回，给自己的小家买了电视机、录音机，只字不提还钱的事。
追债还没着落时，法院却找到了舒满胜——那个借他钱的人在外面借款了500多万还不了，因此要查封那两间公寓的房子。那两间房子还没有完成过户，舒满胜又开始了打官司之路，他需要先驳回法院的查封，再为房子的所有权打官司，最后打官司追回100万的欠款。
他跟我抱怨那时的乡镇学校老师水平不好，比如英语：“我们学英语单词，就在底下用中文记读音，但老师发音很不准，搞得我们一头雾水。english她读‘英格丽系’，我就记下来，结果下一次，她又读‘英格类洗’。算了算了，我就不学了。”
2018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刚刚下过一场春雪，寒气逼人，科里病人大多数都赶在春节前回家了，只有7个预产期临近的孕妇。
我心想，厂里从1998年开始处于停产半状态，好多空仓库租给外人做加工厂，欠的电费多少万都不去要，还要公司里继续给他们垫付，不知这里面有多少猫腻呢！
“你说我凭什么发明‘完美教学模式’？这一套合理方式不是我发明的，是我结合了古今中外的成果案例。”如同所有的“创业”都喜欢借助新的概念一样，舒满胜的说辞也具有这种味道，“我现在还能算命，看孕妇肚子就知道男孩女孩——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是一个大数据，根据医院、产妇年龄、受孕期进行数据整合来判断的。”
例如，如果相亲对象在相亲时明确表明婚后必须跟父母住，你介不介意？或者对方父母是普通农民，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养老金，外加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弟弟或妹妹，你会不会犹豫是否还要再见面？
他又恢复了从前耍赖的样子，非要我借钱不可：“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干事业没人帮怎么行？”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他养鸡和种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了。
）不抽。他就在漏包上做文章，在收购点时不把漏包装满，按实际重量结算，来到了饲料厂后则按包算。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一次有一个人过来，谎称要舒满胜去一处很远的地方修车，舒满胜告诉对方，“要是没修成，需要付100块误工费”。可等他开车带那人到了指定地点后，那个人打了电话，说车已经给其他人修了，说罢就要下车，没有给钱的意思。舒满胜抄起扳手，照坐在副驾驶男人的脑袋比划着，威胁道：“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其实脏和累，对我们这些老护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最难过的，是眼睁睁看着病人抢救不过来。老一辈人说，“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每一个女人升级为母亲都要经历与死神共舞的九九八十一难，以前是，现在仍是。在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孕产妇死亡病例，都让我感到无能为力。
“35床曾春花患者的家属请到护士长办公室来一下。”我拿起了护士站的呼叫器。片刻，“咚咚”两声轻微的敲门声后，曾春花的丈夫把门开了个极小的缝隙，露出了半张脸：“护士长，你找我？”
曾春花在我们科住院的几天的时间里，不光我们护士把饭菜打包给她的婆婆吃，还有好几个住院的病人家属，也把吃不了的饭菜或者专门给他们从餐厅打来饭菜给他们。这样一来，也算为曾春花家节省了一些开支。
我怀疑他的能力：“人家有门路、有经验、有资金，你什么都不懂怎么收？质量你能把握住吗？保证不了质量别说赚钱了，弄不好还亏本呢！”
[1] 许荣漫. (2013). 城市青年集体相亲行为研究 (master's thesis, 南京大学).
“护士长，俺知道。家里实在有点困难，在县医院花了3万，家里的一点积蓄就全花光了。俺也找亲戚们借了，就是需要再等等。”
他想租下养鸡场后面的那块地种菜：“在菜地里搭个简易工棚，一家都搬过来住，一节约了房租钱，二不耽误种菜，一举两得。”
[5] 易松国. (2008). 从择偶坡度分析城市女性的婚姻挤压-以深圳市为例.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7(3), 77-81.
让舒满胜唯一担心的人，是他今年87岁的母亲。在过去，舒满胜试飞时会带上母亲，碰到有人夸奖舒满胜，老人家会很高兴，可有人指责舒满胜造飞机是在发神经时，她又觉得难过。去年，老人做了一次开颅手术，舒满胜说母亲在术后性格变了，原来每天出去散步、跳绳，现在不愿意离开家，“说自己头发都白了，出门怕别人取笑她”。
这天也是金明明入院的第3天，仍有许多亲戚围在她的病床边。她的两个闺女也来了，11岁的大闺女到了病房后，坐到椅子上自顾自地拿起了妈妈的手机玩游戏，5岁的小闺女吵吵着要妈妈带她去吃肯德基——在我们这个城市，似乎只有周末带孩子去吃肯德基，才算是合格的父母，孩子们以父母带自己去吃肯德基而自豪，是他们在学校里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正如电动跑车特斯拉只是美国“钢铁侠”马斯克的火星计划的一部分一样，舒满胜造飞碟这个在家人、邻居视为不务正业、“脑子有毛病”、“有钱烧不过”的举动，也只不过是他梦想中“超级学校”的最初一步。
在谈自己造飞碟的计划时，舒满胜总会用一种无法辩驳、但又沉浸于自我的谈话逻辑。他的想法，就像他亲手打造的那些飞行器一样，起飞几分钟后，又总无法避免的下坠，可他就是停不下来，要不断地去运转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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